【摘要】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外交重现实而轻理想。从都铎王朝开始到最近的英国脱欧，“孤立主义”是英国外交的一条主线，具有与生俱来的特点。“孤立主义”是一种可进退的外交理念，只要不涉及英国的重大利益，就尽可能保持在欧洲之外，英国愈是强大，“孤立主义”愈发明显，并成为试图控制欧洲局势乃至世界局势的一种手段。英国的孤立主义不是理想主义外交理念的体现，而是交织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之中。英国脱离欧盟是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思想的涌动。
【关键词】英国外交 欧洲 孤立主义
【中图分类号】 K5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6.005
刘成，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英国史、和平学。主要著作有《英国现代转型与工党重铸》《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对抗与合作：20世纪的英国工会与国家》等。
本文在讨论英国孤立主义外交问题时，首先指出两点：一是英国外交政策有多重维度，并不总是体现孤立主义，即便是在孤立主义思想盛行时期，朝野依然有不同的声音，比如，索尔斯伯里侯爵最后任期被广泛称之为“光荣孤立”时期，但作为首相的他却从不使用“光荣孤立”这个词汇。二是英国政治家的外交主张有多重维度，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是刻板的孤立主义还是干涉主义。比如，格拉斯顿是反对英国干涉外部事务的主要代表，在埃及问题上却进行了积极干涉；而帕默斯顿是炮舰外交的始作俑者，但也主张尽量不卷入欧洲战争，不要四处出击。英国的孤立主义不是理想主义外交理念的体现，而是交织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之中。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外交重现实而轻理想。笔者认为，在英国对欧洲的事务上，从都铎王朝开始到最近的英国脱欧，孤立主义对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时而凸显，时而隐藏，但一直发生作用，它是英国外交思想的一条主线。
都铎王朝
都铎王朝是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也是英国近代历史的开端，由此英国具备了制定和实施独立外交政策的基本条件。英法百年战争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驱动器，战争不仅结束了英王自“诺曼征服”以来“跨海而治”的政治格局，而且也终结了英王对法王的封臣身份及对法国王位的觊觎，转而注重对英国本土的内部经营①。英国作为英法百年战争的战败方，失去了加莱港之外的法国所有领地，可以说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失败。然而，英国也由此斩断了与法国的领土纠纷，摈弃了占有欧洲大陆土地的想法。简单而言，从都铎王朝开始，英国外交上就几乎没有争夺欧洲地盘的想法，对欧关系主要是为了保障英国本土不受欧洲大陆强国的侵犯，维护其在欧洲大陆以及全球的经贸利益。因此，保持欧洲均势，独立于欧洲之外，尽量不卷入欧洲战争，就成为英国对欧关系的基本原则。从这样的角度看，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思想是“与生俱来”的，早在英国民族国家的创建时期就有了。换句话说，英国在开始走向世界并开展现代外交活动的时候，它就根据历史地理的处境，把英国外交定位清楚了。“孤立主义”是一种可进退的思想，而且英国愈是强大，这种“孤立主义”就愈发明显，进而成为试图控制欧洲局势乃至世界局势的一种手段。
亨利七世实行的是和平外交，尽量避免卷入欧洲纷争，努力改善与欧洲国家的关系②。联姻是当时欧洲国家间维系关系的最好手段，亨利七世有二子和二女，他的大儿子亚瑟娶了西班牙的凯瑟琳公主，亚瑟病逝后，又安排他的二儿子亨利续娶了他的嫂子凯瑟琳，这成为亨利八世后来离婚案的理由。他的长女玛格丽特嫁给了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小女儿玛丽先是与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长孙查理订婚，后来在已经成为国王的兄长亨利八世的首肯下，18岁的玛丽嫁给了52岁有过两次婚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
亨利八世统治的后期，英国卷入了欧洲的军事纷争，主要应对欧洲强国对英国的威胁，或是对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征服。也就是说，亨利八世的对外战争主要限于巩固英国本土的需要，而不是谋求对欧洲大陆的扩张。亨利八世统治下的英国开始步入欧洲大国之列，但他面临的一个最大威胁依然是当时欧洲最强国的法国，两国是世仇，法国支持苏格兰玛丽争夺伊丽莎白的王位，罗马教皇又怂恿法国对英国采取行动。早在1295年，苏格兰与法国签订了“老同盟”（Auld Alliance）。1513年，苏格兰詹姆斯四世为了遵守两百多年前的“老同盟”而入侵英格兰北方。为了打破这个“老同盟”，争取对法关系的有利条件，1543年7月1日，英格兰强迫苏格兰签订了《格林威治条约》，该条约主要目的是实现亨利八世的两国合并计划。根据条约，英格兰与苏格兰缔结和平，苏格兰詹姆斯五世的女儿玛丽一世与英格兰的爱德华六世结婚，他们的后代将继承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的王位。在十岁前，玛丽将由一个英国贵族家庭陪护，之后将在英国居住，直到她与爱德华完婚③。然而，苏格兰议会于12月11日否决了该条约，玛丽一世的母亲也强烈反对这门婚姻，将玛丽一世送回自己的故乡法国抚养，这导致八年的英苏冲突，史称“粗鲁求婚”（Rough Wooing） 。
由于亨利八世的大女儿玛丽一世（血腥玛丽）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联姻关系，英国卷入了西法战争。为此，伊丽莎白一世牢牢记住了这一历史教训，只利用联姻作为沟通各大国关系的手段，但不接受欧洲王室的求婚请求，以保证英国的外交独立，不在欧洲战争爆发时，再次因为联姻关系而卷入欧洲纷争。
1560年7月6日，英、法、苏签订的《爱丁堡条约》是伊丽莎白一世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至此法苏同盟的威胁被消除，而西班牙取代法国成为英国的最大敌人。西班牙是欧洲的海上霸主和殖民大国，这与具有同样需求的英国必然发生正面冲突。1566年的尼德兰起义后，西班牙对尼德兰采取了镇压行动，英国认为西班牙一旦控制了尼德兰地区，将直接威胁到英国本土安全。更让英国焦虑的是，西班牙坚定支持英国内部的天主教势力，谋杀伊丽莎白一世，以苏格兰的玛丽取代之，而在伊丽莎白一世处死玛丽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直接提出对英国王位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与过去的盟友开始交恶，最著名的事例就是1588年英国和西班牙的海战，英国最后击败了所谓“无敌舰队”而大获全胜。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已经成长为欧洲的强国。如果说，民族国家在亨利八世时期尚在形成之中，英国有时还不能完全摆脱中世纪“外交”思维，到了伊丽莎白一世后期，英国的民族国家已经铸造成熟。都铎王朝的祖孙三代君主，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他们完成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创建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英国的外交思路越来越明晰，孤立主义外交思想不断发展，成为英国外交的传统思想。这种孤立主义思想主要体现为：在欧洲事务上，只要不涉及英国的根本利益，就尽量脱身在外，不卷入欧洲战争；主要通过外交斡旋的和平方式保持欧洲均势，如果欧洲出现了一个强国并威胁到英国安全，则联合其他国家打击这个第一强；保护海外殖民地，在全球谋取最大经贸利益。
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孤立主义外交思想依然明显。在欧洲三十年代战争中，英国基本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三十年战争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真正霸主，荷兰拥有海上贸易的垄断权，其商业帝国如日中天，严重威胁着英国的海上贸易和殖民扩张。为此，英国在外交上努力避开欧洲大陆的锋芒，进一步推进重商主义外交，大力发展海军力量，为未来的英帝国准备条件。在三次英荷战争后，英国获得了对世界海洋和贸易的控制权，昔日的海洋的大国，比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一个个被英国超过，英国世界海洋大国的地位已经确定了。于是，英国愈发关注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利益，更不会轻易卷入欧洲的纷争。
1686年7月9日，为了遏制法国的扩张，奥地利、荷兰、瑞典、西班牙、萨伏依、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国在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建立同盟。1688年9月24日，法国侵入普法尔茨，同盟战争爆发。詹姆斯二世试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和专制统治，希望得到法王路易十四的支持，因而置身这个反法阵营之外。1689年，由于詹姆斯二世长女玛丽和夫婿荷兰执政威廉入主英国君主，把英国拖进了荷兰领头的反法同盟。所以，光荣革命促使英国外交发生了变化：英国开始介入欧洲大陆事务，之后发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1713）、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七年战争（1756～1763）、拿破仑战争（1799～1815），英国均是主要参与者，针对的目标主要是法国。即便如此，英国在战争中也是“半心半意”，比如在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中，英国只愿意出钱，而不愿意派兵，外交大臣格伦维尔甚至说，年轻人离开工作岗位去大战，将造成英国工业的停滞，降低英国的天然力量④。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战争已经不同于中世纪的王朝战争，而是起因于争夺民族国家的霸权。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把战争变成了国家间的战争，各国通过战争来争夺国家利益，一直到20世纪，欧洲国家都把战争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为争夺领土、资源、财富等不惜发动战争⑤。当然，英国的介入依然不是为了谋求在欧洲大陆的领土利益，这与其他参战国存在根本不同。英国的目的还是为了本土的安全，希望通过欧洲的均势遏制法国的霸权，促进自己的商业利益。1815年11月20日，法国与第七次反法同盟签订第二个《巴黎和约》和《四国同盟条约》，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通过这场战争彻底打败了劲敌法国，路易十四以来，法国统霸欧洲对英国造成的巨大压力消除了。这以后，英国就稳操世界霸权，步入19世纪的光辉岁月。
19世纪的英国
19世纪的英国强大具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它必须依靠外部的资源来支撑自己的强大，外交上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将国家关系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而是全力保护帝国利益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同时极力维护欧洲大陆的和平，避免卷入战争。英国在这种脆弱性的单独强大的时期，试图通过孤立主义达到控制欧洲局势乃至世界局势的目的。
《四国同盟条约》希望重组一个有英国参加的新同盟，以取代俄、奥、普的三国“神圣同盟”，俄、普、奥三国把欧洲革命运动看作对战后秩序的威胁，因此大国应随时准备镇压革命。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却认为，战胜国之间应建立一种经常性的磋商机制，以维护欧洲和平，但《四国同盟条约》只是执行巴黎和约的保证，而不是干涉其他欧洲国家内政的文件。英国的职责是协调欧洲大国间的关系以保证和平，而不是干涉欧洲大陆事务⑥。卡斯尔雷被誉为“定期会议制度之父”，这种用协商方式保持欧洲和平符合英国利益，在维护欧洲和平方面也确实起到一定作用，尤其在法国参与后更加如此⑦。这种机制后来在“国联”和“联合国”得到更多体现。
1820年1月，西班牙贵族军官黎亚哥上校成立革命政府，宣布恢复1812年宪法。5月5日，英国内阁发布了一份由卡斯尔雷起草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试图超越同盟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概念和原则，更能削弱甚至毁灭同盟的真正功能”；卡斯尔雷同时在下院强调：“西班牙目前状况无疑严重加剧了欧洲的政治骚乱”，但是现在干涉西班牙事务尚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且，“同盟从来就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或者要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⑧。
1822年8月，坎宁在行将就任外交大臣前阐明了英国对西班牙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无需参加任何一方的争斗，只做这场争斗的坚定而毫不动摇的旁观者。所有的国家为自己，上帝为大家⑨。他就任外交大臣后立即给威灵顿公爵发出指示：在讨论干涉西班牙问题的维罗纳会议上公开表明态度，“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英国都不会成为干涉的一员”⑩。1848年3月31日，英国外交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帕默斯顿在议会坦言，他作为外交大臣的责任就是不轻率地让英国承担可怕的战争责任⑪。1848年4月，他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说：在欧洲接连发生的重大事件中，英国政府的政策是观望，避免不必要地卷入或牵累⑫。在1866年7月20日的下院外交事务辩论中，外交大臣斯坦利明确说道：“议会内外的一致态度是，英国不卷入欧洲大陆战争。我们的政策是观察而不是行动，不会采取武力干涉的方式”⑬。
1868年西班牙爆发新的革命，普鲁士向西班牙临时政府授意，让普王威廉的堂兄利奥波德出任新国王，这意味着霍亨索伦王族将接管西班牙，必然引起法国的激烈反应。英国认为普鲁士可以抵消法国的力量，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将是英国稳固可靠的伙伴⑭。因此，英国对外主张任何大国无权干涉西班牙人民选择新君主的权利。
土耳其穆斯林屠杀巴尔干基督教徒的事件发生后，迪斯雷利在议会说：面对当前危急，政府的责任只是维护英帝国⑮。但在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后，迪斯雷利以英国舆论对土耳其屠杀感到愤怒为由，拒绝了土耳其要求英军参战的吁请。格拉斯顿的外交政策构建在国际法和道德的基础上，主张欧洲大国协商，避免进攻性的扩张行动。在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顿执政期间，英帝国扩张到极限，英国与欧洲列强的矛盾或合作，基本围绕帝国扩张和帝国安全展开。但是，不干涉、保持外交的独立性，依然是外交原则中的基调。
19世纪的最后十多年，索尔兹伯里侯爵主导英国外交，在对欧关系上力求合作但避免同盟，获得利益又不被困扰。英国当时最担心法、俄结盟反对英国，索尔兹伯里政府签订两次地中海协定的现实考虑是为了平衡法、俄两国的威胁。在该协定签订前两天，索尔兹伯里政府给维多利亚女王的报告中说：如果此时英国坚持孤立状态，英帝国就可能成为欧洲强国任意宰割的牺牲品。当然，索尔兹伯里与欧洲强国签订协定是无奈的选择，他在给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信中承认：英国加入第二次地中海协定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这是在帮助俾斯麦玩火，而他并不愿意成为这种不择手段游戏中的一员⑯。保持英国的独立性是索尔兹伯里签订协定的前提，地中海协定也没有确定军事义务，充分体现了英国在欧洲事务上，既想享受同盟恩惠，又不愿承担同盟责任，不受欧洲大陆的牵扯。
英国主张不结盟政策，奉行孤立主义思想，不意味着坚决不合作，比如：克里米亚战争中联合法、土对抗俄国，四国联盟处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宪政危机，1860年与法国一起侵略中国，等等。孤立主义意味着英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与其他国家缔结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不让自己被他国利益拖入战争，尽可能维护英国独善其身的地位。即便到19世纪末，英国依然认为，欧洲大国的结盟是为了维持欧洲的均势，英国的“孤立”符合英国的利益。
英国的强大有赖于殖民地，因此需要保护英帝国和海上通道的安全，而当其他国家也投身殖民地争夺时，实行孤立主义政策就有可能使自身“被孤立”。世纪之末，英国围绕“孤立”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光荣孤立”不仅没有帮助英国，还促使一个大陆联盟与英国的对立。⑰英国政治家们认识到了孤立主义的局限性，索尔兹伯里首相本人就反对使用“光荣孤立”这个词⑱，财政大臣阿瑟·贝尔福、外交副大臣寇松都公开质疑光荣孤立政策⑲。1898年2月8日，巴特利爵士在下院说：“光荣孤立”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绝对的无能，除非英国与其他国家结盟，否则将丧失一系列利益⑳。4月5日，后来长期担任外交大臣的格雷爵士也在议会中指出：英国必须不孤立，必须找到与其他国家的共有利益。
1900年11月，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与德国进行了结盟谈判，因为英国不接受德国提出的加入三国同盟并完全卷入欧洲事务的条件，谈判没有获得任何预期的成果。日本是英国结盟的另一个对象，英国希望通过英日同盟保护自己在东方的利益，但根据英日盟约，日本与俄国发生战争，英国依然可以保持中立。在世纪之交，英国外交政策依然延续过去的思路，侧重帝国和海洋，对欧政策服从于英帝国的利益。
从英日同盟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政策成为英国外交的重点。需要指出的是，1904年《英法协议》涉及殖民地问题，而不是欧洲大陆。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英国不想让自己卷入欧洲战争，认为英国没有保卫法国的法律承诺。索尔兹伯里的儿子承认，英法协议不是背离英国传统外交政策，而是与过去的政策完全一致，或是对过去政策的某种发展。1907年《英俄协定》是《英法协议》的补充，英国不可能在与法国结盟的同时，采取抗俄政策。当然，英国更不会因为这个协议而承担保护俄国的责任。
结盟条约的内容全都与争夺殖民地有关，即通过划分势力范围消除彼此的冲突，联手对付其他列强，在殖民争夺中获取更大利益，这是一战之前帝国主义列强结盟政策的实质。但列强的结盟政策最后把自己引入毁灭，三国同盟、三国协约两大集团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诱因。英国依然认为不应该加入战争，在英国决定参战的前两天，外交大臣格雷还说英国不需要做出承诺。直到1914年8月3日，英国得知德国无视英国的警告侵占比利时，感到本土安全遭到巨大威胁时，格雷才在下院无奈承认：无论英国参战与否，英国对外贸易都将中止，不参战还会失去道义的责任，所遭受的痛苦也不会少于参战所带来的痛苦。8月4日晚11时，英国正式向德国宣战。
19世纪见证了“英国治下的和平”，英国靠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英帝国，成为国际秩序的主要规范者。然而在19世纪行将结束时，英国失去了对地中海的绝对控制，在远东、中东面对新的霸权争夺，在印度也有危机四伏的感觉。英国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外交路线，放弃它执行了一个世纪的“光荣孤立”，去寻找能够帮助它维护自身利益的同盟国。当然，像英国这样规模的国家，其强大需要幅员辽阔的帝国才能支撑，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方面保持领先才能继续，英国正是因为最早进入现代化而开始领先世界的。但现代化不是一个可以被垄断的进程，一旦其他欧洲国家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轨道，英国外交的脆弱性就更加明显。当然，英国已经站在了世界的顶峰，战争对英国最不利，英国生怕结盟给自己带来麻烦，孤立主义思想即使在结盟有助于欧洲均势时也依然存在。19世纪的英国外交有三个原则：英帝国是重中之重，保持强大的海军力量，维护欧洲均势。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没有改变，孤立主义是英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只要不涉及自己的根本利益，英国就努力置身于局外。
战后绥靖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英国人更加深刻认识到，卷入欧洲战争是一种梦魇，任何形式的和平都比战争要好，这是导致英国战后绥靖主义的主要心理原因。在英国，奉行绥靖主义的不只有张伯伦一人，这是英国人普遍认同的思潮，英国人在战后产生了一种对战争的强烈恐惧和厌恶感，认为和平压倒一切。于是，英国战后兴起的和平主义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反对一切性质的战争成为运动的宗旨。在这样的背景下，妥协政策只要能够换来和平，就会得到英国人的拥护。所以，这种出卖小国利益的行为，不仅没有遭到一贯标榜主张正义的英国人民的指责，相反，张伯伦成了和平使者，在签订协议回国后受到英国人的热烈欢迎。而且，张伯伦政府认为，战争将会让英国付出巨大代价，经济实力会下降，欧洲的力量对比将有利于苏联，所以英国坚持维持现状，避免发生战争。上述推测在二战后确实变成现实，英国的策略也不能不说具有某种前瞻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英国长期积累的“家底”彻底破产，英国依然不愿过多卷入欧洲事务，力图保留自己的行动自由，最好的证明就是英国对战后欧洲共同体的态度。战后的英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二流国家，但与战败的德国、战争中国土沦陷的法国相比，英国依然是欧洲的强国，如果英国能够调整好心态，做欧洲的领导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英国没有积极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而在法国、德国设计出欧洲共同体来振兴本国经济的时候，英国却采取抵触和不介入的立场。最后，德国和法国借助于共同体的优势，很快超过英国，等到英国认识到加入欧共体是必然选择的时候，它不仅做不了欧共体的领导者，甚至连进入欧共体都要看别人的脸色，几次申请加入欧共体都遭到了法国的拒绝。
“三环外交”是英国战后的对外方针，英帝国或英联邦作为第一环是英国外交的立足点，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外交的重点，联合的欧洲在三环中处于最不重要的一环。这是英国历史和地理文化的一种反映，英国属于欧洲但又是岛国，其安全与欧洲密切相关。为此，维持欧洲的均势和保持相对的孤立主义，一直是英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样即使欧洲平衡失去和出现战乱，英国也可以保持一种进退自由的姿态，通过自身的砝码让欧洲恢复均势和维护和平。工党领袖盖茨克尔曾坦言：英国进入欧洲意味着一个独立国家的结束，意味着英国一千年历史的结束。所以在历史上，英国一向反对欧洲集体性的盟约，认为这与英国的欧洲均衡思想相悖，不利于英国安全。
1947年1月8日，工党政府召开秘密内阁会议，决定发展英国自己的核武器，外交大臣贝文的态度表达了政府的决心：无论花费多少钱，英国也要进行核武器计划。然而，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分水岭，这场战争使英国人对英帝国感到失望，促使英国加快实施从殖民地撤离的计划，逐渐将注意力从英联邦转向欧洲，三次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正如英国在加入欧共体的白皮书中所言，英国除加入欧共体外别无其他选择。英国于1973年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对外贸易额迅速增大，如英国铁路公司在1970年的出口额是50万英镑，1974年增加到460万英镑。即便如此，威尔逊接任工党领袖并成为英国首相后，不甘心成为欧洲的一员，依然怀有浓厚的大英帝国思想，他的一句名言就是：“英国要具有世界性的力量和影响，否则什么也不是”。值得提出的是，1972～1976年，工党左翼提出了一系列激进“更替性经济战略”，其中就包含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主张，而且因为反对政府的欧共体主张，工会左翼与工会站在了一起。英国作为欧共体成员，就要执行欧共体的规定，左翼担心公有制纲领、国家经济计划性、对进口的控制和提高公共开支的主张会因此受到阻碍和削弱，这是左翼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重要原因。因此，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在形式上成为了其中一员，但并未将注意力真正放在欧洲事务上，也没有改变传统的欧洲思想。英国政府强调独立主权国家的基础，拒绝把欧共体中央银行作为共同货币体系的核心，拒绝加入欧元区、申根签证协议，反对欧洲防务一体化。自撒切尔政府之后，“英美特殊关系”又成为英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无论是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美国对利比亚的“惩罚性”突击，还是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英国都坚决地与美国站在一起，认为“美国的战略核力量是欧洲自由的最后保证”。工党布莱尔政府更是支持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因此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发生矛盾。可见，英国似乎总要表明自己与欧洲的不同，总要体现自己的独特身份。
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实施了北极星导弹计划，以维护英国的战略独立性和全球影响力，国防开支占GNP比例超出其他任何一个西欧国家。而且，英国内部在欧共体及后来的欧盟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与犹豫：比如，1975年，威尔逊政府就举行公投决定留欧；1984年，撒切尔政府获欧共体部分预算贡献退款；1997年，布莱尔政府加入欧元计划被阻止；2013年1月23日，首相卡梅伦承诺举行脱欧公投，等等。因为在历史上，英国从来就没有想过成为欧洲永恒联盟的一员，在心理深处也从不认同“欧洲”。进入21世纪以后，英国退出欧盟的离心力越来越大，中东难民等问题只是促使英国下定决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脱欧的行动下面是英国孤立主义传统思想的涌动。
纵观都铎王朝到英国脱欧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孤立主义”是英国外交的一条主线，它具有与生俱来的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孤立主义”是一种可进退的外交理念，只要不涉及英国的重大利益，就尽可能置身欧洲之外。这种“孤立主义”与英国的历史地理、外部欲求相关，英国愈是强大，“孤立主义”可能愈发明显，甚至成为试图控制欧洲局势乃至世界局势的一种手段。
注释
①孟广林、黄春高：《封建时代——从诺曼征服到玫瑰战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8页。
②姜守明、黄光耀、许洁明、蔡蕾、胡传胜：《铸造国家——16～17世纪英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8页。
③Herbert Albert Laurens Fisher,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Henry VII, to the Death of Henry VIII, 1485–1547 (Volume V),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6，p. 459.
④刘金源、李义中、刘明周、胡传胜：《转型时期——18世纪英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4页。
⑤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1页。
⑥Charlotte Evers and Dave Triumph, Britain 1783-1851, From Disaster to Triumph?, John Murray: London, 2005, p.232.
⑦Richard Langhorne, "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gress of Vienn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2, No. 4, October, 1986, p. 313.
⑧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viii. Comprising the period from the fourth day of February, 1803 to the thirtieth day of April, 1823, London, pp.1137-1138.
⑨E. M. Lloyd, "Canning and Spanish America",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ew Series, Vol. 18 (1904), p.80.
10Norihito Yamada, "George Canning and the Spanish question, September 1822 to March 1827",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52, No 2, June 2009, p.348.
11Hansard, HC Deb, 1,March,1848, Vol. 97, c.122.
12Michael Lynch, An Introduc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History 1800-1914, Hodder Murray. 1999, p.151.
13Hansard, HC Deb, 20 July 1866, vol.184, cc.1253-1255.
14John Clarke, British 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 1782-1865: the National Interest, Unwin Hyman Ltd, 1989, pp.290, 224.
15Hansard, HC Deb, 11 August 1876, vol. 231, cc. 1140-1146.
16Graham D. Goodlad, British Foreign and Imperial Policy, 1865-1919, Routledge, 2000, p.63.
17R. Seton-Watson, Britain in Europe, 1789-19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544.
18Martin Roberts, Britain 1846-1964: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6.
19Hansard, HC Deb, 12 April 1897, vol. 48, cc.970, 998.
20Hansard, HC Deb, 08 February 1898, vol.53, c.134.
21Hansard, HC Deb, 05 April 1898 vol.56, c.281.
22Graham D. Goodlad, British Foreign and Imperial Policy, 1865-1919, Routledge, 2000, pp.252, 70,41.
23Richard F. Hamilton, Origins of World War O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6-17.
24Judith Telfo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0-1914, Blackie & Son Limited, 1978, p.75.
25Hansard, HC Deb 03, August 1914, vol. 65, cc.1809-1823.
26刘成、胡传胜、陆伟芳、傅新球：《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5页。
27刘成：《19世纪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辨析》，《复旦学报》，2016年第4期，第114～115页。
28刘成、金燕、魏子任：《和平之困——20世纪战争与谈判》，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73～74页。
29钱乘旦、陈晓律、潘兴明、陈祖洲：《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3页。
30刘成：《英国兴衰千年回溯》，《历史教学》，2010年第7期。
31Brian Brivati and Richard Heffernan, The Labour Party: A Centenary History，Macmillan, 2000, p.383.
32Peter Hennessy, Never Again, Britain 1945-1951，London, 1993，P.268.
33刘成、刘金源、吴庆红：《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
34Eric Shaw, The Labour Party Since 1945，Oxford, 1996，p.68.
35Paul Sharp, Thatcher's Diplomacy: the Revival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Great Britain, 1997, p.105.
36Stephen Howe, "Labour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Duncan Tanner and others edited, Labour's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2000, pp.140-141.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British Isolationist Diplomatic Thought
Liu Cheng
Abstract: As an island country, the British diplomacy is more realistic than idealist. From the Tudor dynasty to the recent Brexit, "isolationism" is a main line of British diplomacy, with innate characteristics. "Isolationism" is a progressive concept of diplomacy. As long as it does not damage the great interests of Britain, Britain will choose to stay outside Europe; the more powerful Britain is, the more prevalent "isolationism" becomes; it has been a tool of the UK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in Europe and even the world. British isolationism is not a manifestation of idealist diplomatic ideas, but intertwined in realist foreign policy. Brexit is the surging of British isolationist diplomatic thought.
Keywords: British diplomacy, European isolationism
责 编∕杨昀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