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反建制是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欧盟危机的反映
现行反建制是法国政治危机的反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行反建制是政治建制危机的反映。根据1958年宪法（即第五共和国宪法）第5条的规定，在半总统半议会政体下，“总统监督宪法的遵守。总统通过其仲裁保证公权力的正常运行及国家的延续。”“总统确保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国际条约的遵守。”简言之，第五共和国总统将体现“国家的持续性”，起着“保证者”和“仲裁者”的作用。1958年宪法赋予总统许多职权，除了拥有如赦免权、统帅三军权、主持部长会议、任免高级文武官员、颁布法律、签署法令和命令、接受外交使节的国书、负责谈判和签署条约等一般性的传统职权外，还拥有任免总理、解散国民议会、举行全民公决、宣布紧急状态四大特殊权力。第五共和国成立初期，戴高乐总统还特别强调外交、国防、法属殖民地属于总统的“特权范围”，他人不得过问和染指。第五共和国总统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
第五共和国半总统半议会制，拥有美国总统制的某些特征（如总统是国家权力中心），但不同于美国总统制（法国政府对议会负政治责任）；也拥有英国议会制的某些特征（法国议会通过不信任票或弹劾政府），但不同于英国议会制（法国议会不再是国家权力中心）。它形成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第三种政治建制，与奥地利、冰岛、爱尔兰、芬兰的政治建制近似，不过第五共和国半总统半议会制有其独特之处，被称为“相对总统制”。
第五共和国政治建制从建立至今已经运行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60～70年代，这种政治建制发挥了积极的和重要的作用：（1）戴高乐利用1959年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平定了阿尔及利亚殖民军中高级将领的叛乱，化解了叛乱欲引向国内战争的危机，稳定了法国政局。（2）高速地发展国民经济，并建立起经济发展建制，创造了被法国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称为的“辉煌30年”。（3）创建了以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为主体的社会建制，缩小贫富两极差距，构筑社会安全网。（4）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打破美国和苏联称霸两极世界，促进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5）把法国塑造成为经济、军事和科技大国和强国，圆了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
但是，自20世纪80～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五共和国政治建制的弊端日益显现：（1）按照当初的半总统半议会政体的设计，总统多数派必须与议会多数派在政治属性上一致，才能保证总统职权的行使。但是，1986年、1993年和1997年先后出现了总统多数派与议会多数派在政治属性上不一致，导致三次左右共治，使总统与总理之间出现不和谐的声音，使总统行使职权上处处掣肘，从而阻碍内外政策的实施。虽然2000年5月将总统任期改为5年并与议会任期保持一致，从而减少了左右共治的机会，但是，不同政治属性共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2）总统实施的内外政策往往以所在党派理念来制定，很少全面考虑法国实际国情。正因为如此，总统执政初期信誓旦旦，直到任期结束都未能解决法国的痼疾（如经济增长、失业、安全等）。（3）总统权力膨胀，议会权力缩小，从而使行政、立法、司法三者权力分配失衡。（4）在半总统半议会政体下，公务员庞大，办事效率低下。正是上述的弊端，引起民众的失望和不满，反政治建制呼声高涨，造成第五共和国政治的危机。
第二，现行反建制是政党建制危机的反映。第五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在建立半总统半议会政体的同时，也逐渐地建立起新的政党建制。
新政党建制有如下的特点：（1）第五共和国依然实行多党制，但20世纪60～90年代，政党数量已经大大地减少，经常参加选举活动的稳定在15至20个之间，其中仅有几个政党能够叱咤风云，主宰法国政治生活。（2）20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四大政党两大派左右政坛的格局。右翼方面有以戴高乐主义作为旗帜的保卫共和联盟和标榜中间主义的法国民主联盟；左翼方面有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从80年代起，极右国民阵线和左翼绿党日益崛起，逐渐的突破左右两极化的政党格局。进入21世纪，国民阵线进一步成长和壮大，形成了戴高乐派政党、社会党、国民阵线三足鼎立的政党生态和政治格局。（3）20世纪60～70年代，戴高乐派政党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派政党长期把持政权，80年代初开始，则是传统左右两大党——戴高乐派政党和社会党轮流执政，实现“民主接替”。
新政党建制克服了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政党过多、政党规模小、组织涣散、经常变幻、从而造成内阁更迭频繁和政局不稳的弊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五共和国政党建制的弊端也逐渐地暴露出来：（1）进入21世纪，法国政党激增，被认可的政党2012年有241个，2013年有298个，而1990年只有28个。在25年中，法国政党增加了15倍。法国舆论在评论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政党众多时做过这样风趣比喻，那个时期法国政党数量之多就像素负盛名的法国乳酪，多达200种，现在又有了新说法：“法国不产石油，产政党。”（2）自传统的左右两大政党——戴高乐派政党和社会党轮流执政以来，不仅没有解决法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痼疾，反而使之日益严重起来。（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党腐败的丑闻不断地被揭发出来，在法国社会和民众中留下极坏的印象。在2017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许多选民就没有投共和党和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的票，抛弃了传统左右两大党，这是第五共和国政治史上从未有过的。就连建制内的戴高乐派头面人物、前国民议会议长让-路易·德勃雷（Jean-Louis Debré）于2017年5月14日接受新闻记者访谈时不得不感叹：“传统政党今天彻底过时了”，他寄托新当选的马克龙总统更新法国政治生活。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反建制，意味着法国政党建制出现危机。
第三，现行反建制是政治精英危机的反映。当前反建制的主要内容之一，则是反对法国政治精英。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生活研究中心于2015年2月27日发表“民意之路”为该中心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59%的法国人既不相信左翼政治精英也不相信右翼政治精英管理国家。
理由之一是政治精英不称职。法国民间和舆论指出，第九届总统萨科齐和第十届总统奥朗德都没有兑现总统竞选时的承诺，对“法国病”开不出有效的药方，也医治不了法国的痼疾。两位总统的大多数变革都令人失望，“口惠而实不至”，往往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社会不公平现象仍在增加，一些拥有权势的人正在垄断社会财富。2014年初，法国媒体评选出了民众近几年最认同的一个词，结果选择最多的词是“烦透了”。对奥朗德及其政府不信任情绪的蔓延以及走不出困境的绝望，都让法国民众感觉到，政治精英不尽职和不称职，他们对此真是“烦透了”。2016年年底，奥朗德的民调支持率仅有4%，对总统和政治精英来说从来未有过。在此次总统选举酝酿总统候选人期间奥朗德和萨科齐早早“出局”，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和社会党总统候选人伯努瓦·阿蒙都遭遇了“滑铁卢”，被选民抛弃，说明法国民众对原有的政治精英将国家带出泥潭已无信心，“烦透了”。
理由之二是政治精英脱离群众。法国民众和舆论认为，法国政治精英高居“庙堂”之上，只关心个人利益和前途，并不把民众的疾苦真正地放在心上。奥朗德总统虽然极力打造“普通总统”的形象，乘坐火车旅行，驾驶摩托访友，但是，法国舆论认为，奥朗德此举是在“作秀”，最终是由纳税人来为他的“表演”埋单。“普通总统”不具有“总统形象和气质”，在某些经济和社会重大问题改革上软弱无力、畏首畏尾。
理由之三是政治精英普遍腐败。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生活研究中心于2016年1月发表了“民意之路”为该中心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76%法国人认为政治精英普遍腐败。早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界陆陆续续地披露出政治精英收受贿赂、损公利己、中饱私囊的行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演越烈。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第二任1988.5～1995.5）感叹不已，他在1989年5月14日说：“民主制度在某些地方卡住了。”此后，法国当政者虽然采取一系列措施，但是，法国政界和政治精英的腐败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奥朗德总统时期的让-马克·艾罗（Jean-Marc Ayrault）第二任政府（2012.6～2014.3），其经济、财政和对外贸易部负责预算事务的部长级代表热罗姆·卡于扎克（Jérôme Cahuzac）因涉嫌在海外非法开设账户逃税与洗钱遭到检察机构的司法调查而于2013年3月19日被迫辞职，导致艾罗政府被迫进行微调。曼努埃尔·瓦尔斯第二任政府（2014.8～2016.2）的外交和国际发展部负责对外贸易、旅游促进和法国侨民事务的国务秘书托马·泰维努（Thomas Thevenoud）因没有按时报税和缴税被解除职务。
2017年伊始，法国选战如火如荼，多次民调曾经显示，在11位总统候选人中被认为“最清廉、最诚实、改革措施最彻底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菲永人气很旺，是有希望当选的总统候选人。然而，擅长披露法国政治界丑闻的《鸭鸣周刊》于2017年1月底爆料，菲永的妻子及子女三人以议员助手名义领取工资但并未真正工作，一时间法国媒体哗然，指控其为“空饷门”事件。尽管菲永声称议员雇佣亲属并不违法，但承认在道德层面则是个错误并表示道歉。“空饷门”事件和司法机构的立案调查使法国选民再次看到法国政界和政治精英的腐败，菲永则受到重创，其竞选经理和发言人双双辞职，某个中间派政党也宣布不再支持他，其民意支持率随即暴跌，从而彻底地改变了选情。
综上所述，法国现行反建制首先意味着第五共和国现行的政治危机，即第五共和国政治建制危机、政党建制危机和政治精英危机。
现行反建制是法国经济危机的反映。被法国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称为“辉煌30年”（1946～1975年）中的1949～1974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3%。而第五共和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得到了比50年代更高速度的发展，1960～1967年达到5.5%，1967～1973年则达到5.6%，超过了联邦德国，是“辉煌30年”中的最辉煌时期。在这个最辉煌时期中，法国经济实力已经在世界排名中居第四位，仅次于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
正是在最辉煌时期中，法国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经济建制。其主要内涵是：（1）国家市场经济。20世纪50～80年代，法国实施国有化和计划化，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从而把国家干预推向顶峰。因此，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构成了法国经济建制的主要特征。（2）实行私有经济、国有经济、社会所有制经济成分即合作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3）1993年推行“计划合同制”，替代原来实施的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计划合同制”包括“国家—地区计划合同”和“国家—企业计划合同”，从而使国家发展目标与地区和企业的经济活动国家协调。（4）法国被称为“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国家，其小型和微型企业在促进法国农村经济的繁荣、中小城镇的建立、改造传统工业、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外贸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上述的特色经济建制，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隔海相望的英国推行以自由主义经济为主的建制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与欧洲大陆中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建制有所不同，因而被称为“欧洲经济实验室的又一种试验”。
正是这种经济建制，增强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硬实力和软实力，使法国经济结构发生急剧的变化，第三产业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法国建立了新兴的工业和高科技工业，航空航天、核能、电信、信息技术、高速列车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汽车制造业蓬勃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加工也成为了法国国民经济中的龙头产业。与此同时，法国传统的工业部门也得到改造，从而使造船业、采矿业、钢铁业、纺织业都建立在新兴技术之上。汽车、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耐用品进入了普通法国人家庭。
但是，自经受1974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打击后，法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1974～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2.2%，2007～2012年年均增长率进一步降到0.1%。法国国内生产总值2013年为0.3%，2014年为0.2%，2015年回升为1.2%，2016年为1.2%。萨科齐在《见证——萨科齐自述》中指出：法国经济的困难，“自从1981年……以来，这种困难就不断地变得严重起来。每过10年，法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失去半个百分点（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为2.5%，在90年代降为2%，自2000年以来则降为1.5%）。曾几何时，法国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但从1990年以来就经常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5.1%），翌年还达到4%的高水平，而法国的经济增长率却只有1.6%”。特别是2009年金融和经济危机打击下，法国经济经历了二战后以来第三次大衰退。在2009～2014年衰退时期，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0.1%的增长。
长期以来法国经济不景气，造成严重的后果：（1）法国经济实力在世界各国经济实力排名中，从20世纪60～90年代第4位跌落到21世纪初的第5位。目前，随着世界新经济体的崛起，法国经济实力在世界各国经济实力排名中还将进一步受到挑战。（2）法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经合组织中的排名从1980年的第6位降至2004年的第17位，法国人文发展指数在联合国的排名中已从1990年的第8位降至2003年的第16位。（3）法国竞争力也明显的下滑，仅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世界竞争力年鉴》为例，法国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1997年为22位，2013年下滑到28位。法国出口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从1990年的6.2％降至2012年的3.6％。（4）由于经济硬实力的下降，法国再不能像60～80年代那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法国大国和强国地位和作用受到很大的挑战。在反对美国霸权和单边主义的斗争中，法国往往单打独奏，得不到盟国或友国的响应和支持。在欧洲，法国不仅依靠德国甚至还要建立法、英、意三国联盟来巩固法国在欧洲的政治领导地位。在非洲，法国的“势力范围”受到美、德、日、英的侵蚀，法国采取军事行动则需要联合国或北约支援。在国际社会中，时有唱衰法国的声音，揶揄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持二等车票，却坐头等车厢”。
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法国出现了“唱衰论”。1997年，法国历史学家尼古拉·巴弗雷（Nicolas Baverez）出版《可悲30年》一书，与1979年法国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著作《辉煌30年或认识不到的革命》中的“辉煌30年”相对照，其唱衰法国论调在法国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之后，法国学术界先后又出版了《法国在倒下》、《告别离去的法国》、《高卢的幻想》、《法国衰落：神话与现实？》等，渲染悲观情绪，从而引发全国大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无论是政治家和学者大都承认，法国经济长期不景气和当前经济危机是现实存在着的客观事实，现行反建制的一个方面就是反映了法国经济危机。
现行反建制是社会危机的反映。20世纪60～80年代，法国建立起新社会管理建制。其主要有：（1）完备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1945年出台的《社会安全保障法》开始建立的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70年代在全行业中普及和推广，使法国人人享有医疗和生育、退休、家庭补助三大社会保险。与此同时，法国还建立了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等福利。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既参考了德国模式的经验，也吸取了英国模式的某些特定，属于“混合型”“中间模式”。它为法国人提供了生、老、病、死的基本生活保障，从而成为法国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网。（2）财富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其中包括“兼顾公平，富者多交、贫者少交”的税收制度，企业利润分红制度，规定最低收入下限并每年进行调整，对贫困群体和被排斥群体实施多种名目的补助。正是实施这种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制度，使法国贫富差距不断的缩小，基尼系数不断的下降，从1962年的0.50（二战后的最高值）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30，1996年为0.279，2008年为0.289。法国基尼系数在欧盟诸国中处在中等偏下，属于分配处于相对合理的状态和社会安全系数较高的级别。（3）法国政府与资方、工会、民间组织结成“社会伙伴”关系，定期就有关工资、就业、社会问题进行对话和协商，化解劳资和社会矛盾。即便是1968年“五月风暴”，学生造反，工人罢工，全国经济几乎瘫痪，时间长达1个月，法国当局也通过与“社会伙伴”达成妥协来平息社会动乱。（4）重视环境保护，建立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实施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政策，促进人与自然的社会和谐。正是通过建立社会管理建制（或称为社会管理模式），减少了法国社会不平等现象，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从而使法国社会阶级和阶层以及劳资矛盾有所和缓，社会冲突的频率有所下降，社会动乱有所减少。
但是，这样的社会管理建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国社会的痼疾。
一是贫富差距有所扩大。2009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期间和以后，法国居民收入有所减少和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有所拉大。法国10%人群最高收入与10%人群最低收入的差距，2010年上升为3.5倍，2011年进一步上升为3.6倍，2012年为3.6倍，2013年为3.5倍，2014年为3.5倍。基尼系数也有所提高，2009年为0.290，2010年为0.303，2011年上升到0.306，2012年为0.305，2013年为0.291，2014年为0.293。与此同时，法国贫困人口占法国人口的百分比也有所增加，2009年为13.5%，2010年为14.1%，2011年增加到14.3%，2012年为14.3%，2013年为14.0%，2014年为14.1%。尽管法国贫富差距扩大不如同期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隔海相望的英国的贫富差距严重，但是，它触动了法国社会问题的敏感点，引起法国社会的反响，导致现行反建制的爆发。
二是未能解决严重的失业现象。从1975年进入石油危机以来，法国失业率逐渐地上升，失业者数量也逐渐地增加。法国失业率和失业者数量，1976年分别为4.3%和94.95万，1995年达到11.6%和289.9万，2005年为9.8%和271.7万。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失业进一步严重起来，2009年失业率和失业者数量分别为9.6%和272.7万，2012年上升为10.7%和316.9万，2014年为9.9%和283.7万。目前，法国的失业率和失业数量在欧盟28个国家中居于第八位，在欧盟最大经济体中居首位。
在法国社会中，失业具有广泛性，它涉及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群体。失业者主要是工人和职员，他们的失业率在同行业人员中的比例自始至终都是最高的，他们的失业数量自始至终也是最多的；女性的失业率和失业数量要比男性高，其失业率要超过男性1至2个百分点；15至29岁的失业率要比其他年龄段的失业率高出许多，保持在14至15以上的百分比，从而使法国社会的失业群体年轻化；失业波及一向认为职业比较稳定和可靠的管理人员、干部和中间职业者；在失业队伍中，移民的失业率和失业数量往往要高出平均失业率的两倍。
在法国社会中，就业者一旦失去工作，就意味着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重大变化，特别是那些初期失业者群体。失业者群体意味着原有社会地位的丧失，如领工资者失业则意味着原所在职位的丧失，雇主和个体工商业者的破产则意味着原雇主地位和个体工商业者地位的丧失，而原所在职位的丧失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丧失；失业者群体意味着经济地位的下降，无论是领工资者、雇主和个体工商业者，一旦失去工作，就意味着断绝了原来的收入和经济来源，从而使其经济地位下降，这些失业者群体，特别是青年失业者群体，往往被迫在双亲的庇护下生活；失业往往导致家庭产生危机和走向破裂，如夫妻双方的离异；失业还导致原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丧失，甚至出现自杀的极端现象。总之，失业者群体意味着堕入了“下层社会”。
从20世纪90年代起，失业问题演变成社会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失业危机更加尖锐化。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社会的瘟疫，也是社会建制失败的体现。
三是移民及其社会融入的困难。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外国人向法国的移民，一战前夕大量外国人涌入法国，挖掘战壕备战。到1918年外籍移民占当时法国人口总数的6%。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外籍移民形成了第一次高潮。那时，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移民大国。这些欧洲移民经过几十年的共处和定居生活，已经和当地人融为一体。二战后，法国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大量地吸收外国劳动力，20世纪40～60年代出现了移民的第二次高潮，60～7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移民高潮。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发生经济危机后，法国劳动力过剩，失业日益严重起来。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和解决失业问题，法国于1974年起严格地限制移民，于1982年7月决定建立新的外国人居留证制度。自此，外籍移民浪潮消失了，即便如此，年年都有外籍移民进入法国，非法移民依然不断。
2013年，外籍移民达到583.5万人，占法国人口总数的8.9%。2015年，出生在法国、父母一方为移民的二代移民有730万，占法国总人口的11%。这些二代移民年龄上比法国其他人口年轻，其中47%不到25岁。由于历史上移民的积累，在欧洲联盟国家中，法国接纳移民的数量或者移民占人口的比值，都仅次于德国排在第二位。
在法国社会中，移民和多数二代移民往往与失业、贫困、不平等、种族歧视和二等公民联系在一起。在失业方面，移民受到的打击最大。2014年，男性移民的失业率占就业人口的19.8%，女性为19.0%；欧盟之外的男性移民的失业率占就业人口的25.4%，女性为25.1%。在收入方面，由于移民绝大部分是工人和职员，有的甚至从事地下职业，所以工资收入都比较低，往往领取法国各行业的最低工资，有的甚至只领取各行业最低工资的一半。在居住方面，多数法国移民被安置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和远郊区，即“敏感社区”“老大难社区”“危险地带”。在文化方面，移民中绝大多数为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他们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思维习惯都与法国传统基督教社会不同，这在客观上造成移民与主流社会产生隔阂。
许多移民及其后裔对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十分愤怒，经常游行示威，总在寻找机会报复社会。2005年10月，居住在巴黎东北“敏感社区”的两名移民后裔少年因躲避警察追捕触电身亡，此事作为导火线引发法国300多个城市和市镇发生暴力事件，大约10000辆汽车、233栋公共建筑、74栋私人住宅被毁。11月8日起全法国进入“紧急状态”。
事件平息后，尽管法国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移民后裔的境况，在之前的2005年实施《移民与社会融入法案》，2009年又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国家认同”大讨论并采取国家认同的新举措。但是，这些措施远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移民及其后裔所受到的不公正境况，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移民及其后裔融入法国社会的问题。
四是治安恶化。法国恐怖主义活动十分猖獗，2007～2013年共发生852起恐怖袭击事件，是欧盟国家中的重灾区。有近200名曾在叙利亚与伊拉克参加“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法国籍极端分子已经返回法国，成为随时可能引爆法国国内安全问题的“定时炸弹”。“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发言人宣称要以法国公民为恐怖袭击目标后，2015年1月发生了恐怖袭击一系列事件，7日位于巴黎的《查理周刊》杂志社遭袭12人身亡，8日巴黎市郊一位女警被枪杀，再到9日巴黎一个犹太杂货店劫持人质事件，两伙有关联的恐怖分子让巴黎经历了“危情三日”。同年11月13日，巴黎再次响起枪声，造成至少130人死亡和350多人受伤，震惊了全球。“伊斯兰国”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这次巴黎事件是“9·11”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其组织之严密，计划之周密，手段之残忍，均表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已取代为害全球近20年的基地组织，成为践踏人类文明底线的最凶残的敌人。2016年7月14日晚，法国南部旅游城市尼斯遭到“独狼式”恐怖袭击，一辆货车撞向观看国庆焰火表演人群，造成84人死亡和200多人受伤，再次震惊了世界。
法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2014年11月颁布了《反恐怖主义法》，旨在通过没收身份证和护照等禁止涉嫌前往参加“圣战”的法国人出境，并强化对从国外归来的涉恐分子进行监视。2015年7月颁布了《情报法案》，旨在加强反恐斗争的情报工作。奥朗德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称“法国已经进入战争”。紧急状态期限五度延长，直到2017年7月。紧急状态实行一年以来，治安单位执行了4000多个行政搜查任务，有95人被软禁。搜查期间扣押了将近600件枪械武器，其中77支军用武器。在国际上加强与许多国家的合作，共同加紧打击“伊斯兰国”和恐怖分子。
但是，法国社会治安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在严密的军警保安的情况下，2017年4月20日即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前三天，在巴黎地标香榭丽舍大道再次发生恐怖袭击，让法国民众感到草木皆兵。法国国内外舆论认为，恐怖袭击之所以频频在法国发生，国内根源则是移民和北非裔二代、三代融入法国社会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对外单纯地依靠军事上打击“伊斯兰国”和恐怖分子可能导致“越反越恐”。
现行反建制是欧盟危机的反映。在11位总统候选人集体反建制中，极右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玛琳娜·勒庞在反欧盟和反全球化方面充当着急先锋。
2017年2月4日公布的144项的竞选纲领中，小勒庞承诺一旦当选将立即寻求彻底改变欧盟的现有机制，退出单一货币和申根协议。在选战过程中，她自诩站在爱国主义这一边，“我的选择不一样，我希望能更加法国！”而许多欧洲领导者则是站在全球主义那一边。她表示，如果欧盟不肯把领土、经济、货币、法治主权归还给法国人，那么法国就应该像英国那样就其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投。小勒庞呼吁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希腊以及塞浦路斯都应脱离欧盟。她甚至向其支持者预言，“欧盟将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她还向支持者承诺将保护法国不被全球化。她特别攻击欧元区，从而使欧元议题已经成为她每场竞选演说的中心主题。她痛批欧元不是货币，而是一种政治武器，欧元是“插进国家肋骨的一把刀，迫使国家做人民不想做的事”。她在受访时向媒体表示，欧元区国家应该弃用欧元，回归欧洲货币单位架构。她并且表示，一旦当选，法国国债将以新的国家货币计价。
极左不屈的法兰西总统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于2016年10月16日公布的竞选纲领《共同前途》中主张重组欧盟。他指出，现在的欧盟是遗忘社会最贫困阶层的新自由主义政权，欧盟现行市场竞争制度缺乏针对不平等的有效矫正机制，其现存的法规制约了法国的改革。梅朗雄提议重新谈判法国与欧盟的关系，如果谈判不尽人意，那么选择脱离欧盟。他最出名的一句竞选口号就是“欧盟，要么我们改变它，要么我们离开它”。
尼古拉·杜邦-艾尼昂在历史上一向反对里斯本条约和反对欧盟，并为此建立了法兰西崛起。作为法兰西崛起的总统候选人，其竞选纲领也主要是针对欧盟。他持小勒庞和梅朗雄相同的观点，如果谈判不能促使欧盟彻底改变，将脱离欧盟。他建议创立欧盟共同货币，关闭边界。弗朗索瓦·阿瑟利诺、雅克·舍米纳德、菲利普·普图、让·拉萨尔四位总统候选人的立场更加坚定，在选战中明确地表示无论如何法国都要脱离欧盟。
上述总统候选人反欧盟和反欧洲一体化，反映了法国某些阶层和部分选民的观点。他们并不从欧盟加强了欧洲政治和经济联系、欧洲团结以及形成欧洲级并促进世界多级化这些大道理看待欧洲一体化，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这样的欧盟：第一，欧盟没有促进欧洲和欧元区经济发展，无法克服欧盟和欧元区的财政危机，致使法国未能摆脱经济困境。第二，欧盟没有解决好近年来出现的难民潮，致使大量难民涌入法国，给法国社会带来不安的因素。第三，欧盟自成立以来，给法国某些阶层和部分选民带来的实惠不多，甚至生活质量和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他们认为，欧洲一体化拖累了法国，是捆绑在法国身上的桎梏。
上述总统候选人以及法国某些阶层和部分选民的反欧盟和反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和欧元区国家存在的对待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极端主义相呼应，反映了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危机。国际社会和欧洲国家对于这些法国总统候选人以及法国社会存在的反欧盟倾向忧心忡忡，经济智库法国经济瞭望台的专家称：“如果法国放弃欧元，整个欧元区恐会消失。”他警告说，这会引发“前所未见的危机”。
25年前，即1992年2月7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的签订标志着真正意义上欧盟的诞生。那一刻，大欧洲派们挽手高唱起盟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携手迎接美好的明天。此后，欧盟成员国不断扩充，欧元流通范围更广，欧盟资本自由流通和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为欧元统一市场奠定了基础，从而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欧洲联合之路的宏伟蓝图还被乐观派绘制成乌托邦式的“欧洲合众国”“欧洲梦”。但是，面对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民粹抬头以及英国脱欧等诸多问题，如今的欧盟和欧元区却举步维艰，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欧盟和欧元区国家自己的信心似乎也大不如前。就在《马约》签署25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欧盟和欧元区各国表现“静悄悄”，让人感受不到任何的节庆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