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关系的前景展望
进入2016年以来，世界政治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唐纳德·特朗普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及英国同样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通过公投决定“脱欧”。这些变化背后隐含的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即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在欧美国家广泛兴起。作为一种思潮，民粹主义的核心在于“信仰人民”，但是这种“人民观”不同于政治学从“公民”“民族”或“族群”的角度来定义的人民，而是将“人民”视为同质的、善良的，具有共同的身份和认同。26 这就导致民粹主义从根本上否定多元文化，特别是在族群问题上极易同右翼保守主义成为同盟。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正是充分运用了选民的民粹主义情绪，并且也经常把“人民”一词挂在嘴边。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特朗普在执政后所采取的一些极具争议性的举动，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推行“禁穆令”以及宣布美国退出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巴黎协定》等。
无疑，特朗普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相违背，同时也为全球治理增添了更多的变数，而大国关系也不可能不受这种变数的影响。就中美关系而言，这种变数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承担全球责任的减少，而这对于世界而言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情。历史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全球政治经济中需要存在着一个“稳定者”，这个稳定者通过为各国产品提供开放的市场以及推动资本的自由流动等方式提供了全球政治经济稳定的公共物品，而这正是二战结束后的大多数时期里美国所做的事情。27 不可否认的一点在于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总体上是美国所维持的开放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而美国如果减少其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的责任甚至是表现出逆全球化的倾向，中国也将会受到冲击。这一方面有可能造成全球经济动荡（如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那样）从而直接损害中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可能迫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原本由美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比如为全球经济稳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甚至是解决地区冲突和难民问题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因而中国也是当今世界上最为积极的全球化推动者之一。这就正如中国多次在国际场合所强调的那样，当前世界上面临的各种问题——无论是全球金融危机还是战乱或难民——并不是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导致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是战乱、动荡、金融资本的过度贪婪和金融监管的缺失，因此，对于经济全球化不应当反对，而是要适应和引导。
二是特朗普政府的某些政策会直接引发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这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贸易摩擦。作为当前全球第一、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已经高度融合，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中不会有赢家。但出于各种原因，在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两国间的贸易纠纷，而这也是中国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2017年4月，两国启动了“中美经济百日计划”，并且在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领域取得了十余项成果，为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但由于特朗普奉行美国利益至上的政策，未来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仍然有可能会增加。另一个例子则是特朗普政府在朝核问题上的态度，而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总体上对朝鲜奉行“战略忍耐”的政策。但由于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冲击美国的底线，也由于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敌视态度，美国对朝鲜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特朗普政府不仅公开宣布“战略忍耐”已经失败，而且也表示会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朝核问题，从而导致半岛局势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也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中国的积极斡旋，半岛局势在经过了一段紧张时期之后有所缓和，但是朝鲜和美国对于对方根深蒂固的敌意则没有丝毫的缓解。朝核问题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也同半岛的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而美国在未来仍然有可能会使用强硬手段来应对这一问题。因此，朝核问题也是中美未来潜在的冲突点。
同时，美国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仍不明确。对于“一带一路”，美国的担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担心无法从中获利；二是担心中国借此扶植美国的对手，如伊朗和俄罗斯；三是担心中国借“一带一路”确立在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28 事实上，“一带一路”的推行同样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因为它旨在推动各国乃至大洲间的互联互通，这一方面可以缓解阿富汗等地的局势，加强中美两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可以抵消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而这两点是美国所乐见的。因此，美国并没有明确表态反对“一带一路”，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的姿态。对于中国而言，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则是基于美国强大的实力、遍布全球的利益和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绕开美国或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制度推行“一带一路”是不现实的。因此，中国强调“一带一路”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29 事实上，中美两国围绕着“一带一路”在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增长、实现全球化平衡发展和推动地区互联互通等方面拥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而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国内对于参与“一带一路”的呼声也在增强。这就要求中美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加强政策协调，以促进双边乃至各国共同利益。
尽管在竞选期间就被很多人贴上了“亲俄”的标签，甚至传言俄罗斯通过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以帮助特朗普当选，但是美俄关系在特朗普执政之后并无实质性的改善。一方面，美俄关系因为2014年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西方国家对俄制裁而已经降至冰点，因此也难以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两国关系也并未如很多人预期的那样在特朗普当政后有所改善。相较于中美关系，美俄关系中地缘政治冲突的一面更加突出，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量较小，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较低。在美俄关系中，经贸关系始终是一个短板，而双边关系由于缺少经贸领域的支撑也就少了一个重要的“压舱石”，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可以更加大胆地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而不必担心俄方的反制措施。俄罗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论在北约东扩、叙利亚问题还是乌克兰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因此，难以预期两国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政府的变更而出现根本性的好转。
中俄关系在进入2017年之后则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对本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这是“独一无二”的国际会议，开启了欧亚大陆和其他区域相互合作的新阶段。30 当前中俄两国已经就“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达成共识，同时两国也在能源、投资和财政金融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大国和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国家，其态度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及其核心区建设而言，由于苏联时期形成的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紧密联系，其态度直接影响到独联体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31 同时，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俄印两国当前在政治、经济和军工等领域的密切联系，俄罗斯也可以影响到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而这对于构筑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尤其重要。当然，中俄保持良好关系的前提是中国不会在中亚等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地区对俄构成挑战，而中国强调“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也是出于这种考虑。由于历史上的纠纷，俄罗斯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始终抱有一种疑虑的情绪，其国内精英也为高度依赖中国而深感焦虑，在俄罗斯国内“中国威胁论”乃至“黄祸”说也有很大的市场，俄罗斯从官方到民间也对中国在俄远东地区活动的增加感到忧虑。32 同时，出于平衡中国影响力的考虑，俄罗斯在台海和钓鱼岛等事关中国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也持保留态度，并且有意向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印度提供先进武器。因此，尽管当前中俄关系总体向好，但是这些潜在的问题也需要引起中国的关注。
结论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出了一些同其前任不同的表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承认“相互尊重”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方面，而这是其前任所没有做到的。2017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进行了会晤。习近平对发展中美关系做了三点表态：一是要把握好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认识到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二是积极开展务实合作，追求双赢和多赢的局面，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三是有效管控敏感问题，相互尊重、避免误判，多换位思考，防止矛盾升级。33 这次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就建立新的对话机制、有效管控分歧等问题达成共识，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体上看，2017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要好于绝大多数人的预期，特朗普也并未在对华关系中表现出咄咄紧逼的态度，在贸易等问题上的态度也不像其竞选时那样强硬。另一方面，就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名自我标榜为“反建制”的总统，特朗普的很多政策也许不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但是也会加大对中国的压力。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的压力，但是他反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的举动则损害了中国的利益。美国从推动全球化的方向上收缩甚至是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则破坏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事实上，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而言，一种单纯的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外交政策都是有害的。对于美国而言，放弃多边主义的规则和制度会使其在国际社会中失去道义基础，因为只有在国际制度当中其权力的行使才具有合法性。34 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则可能会导致全球治理的失灵，从而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全球治理责任。作为崛起中的大国，适当地同守成国之间进行责任协调可以缓解由于权力转移而引发的紧张关系，同时也只有具备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的崛起国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35 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显然超出了中国的能力范围，也不利于中国的总体利益。例如，中国长期以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强调“权责共担”，而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则使中国势必要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相比之下，美俄关系在特朗普当政后并无起色。由于美俄间的结构性矛盾根深蒂固，两国关系在短期内无法取得根本性的好转。中俄关系则可以保持稳定，并且两国间业已建成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将会维持下去。在中俄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干扰因素，主要是俄罗斯国内始终存在着一种对中国的猜忌心理，对于当前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始终抱有疑虑。正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俄罗斯在开发远东地区的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同时，受制于俄罗斯的经济现状，中俄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并不高。在产品结构上，两国产品的互补性较低，中国的产品种类多，俄罗斯的产品种类少。在劳动力资源上，尽管俄罗斯缺乏劳动力，但是由于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干扰，对于吸纳中国劳动力一直持抵触态度。在能源上，两国的互补性受到资源储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制约。36 这些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改善，但由于两国都认识到保持双边关系稳定的重要性，因此并不会让这些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友好稳定的大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国家认同构建研究”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防范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研究——基于国内外经验的比较”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5AZZ006、14KDA004）
注释
1［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宋爱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2 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pdf。
3 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_PPP.pdf。
4 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网站，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Milex-constant-2015-USD.pdf。
5 李少军：《综合国力评估（2009年）》，李慎明、王逸舟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67～268页。
6 Thomas Volgy, Renato Corbetta, J. Partrick Rhamey Jr. Ryan G. Baird and Keith A. Grant, "Status Conside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Regional Power",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73.
7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8 Deborah Welch Larson, T. V. Paul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p.15.
9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1.
10 ［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四卷）》，王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72页。
11 ［美］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时殷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
12 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83页。
13 熊李力、潘宇：《乌克兰困局：俄罗斯外交的延续性与断裂性》，《外交评论》，2015年第2期，第132页。
14 《中方表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和努力方向》，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6-09/4917512.shtml。
15 王鸣鸣：《中美俄大国关系：现状与前景》，李慎明、张宇燕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9～40页。
1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ness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4, 2013, p.7.
17 Sebastian Rosato, "The Inscrutable Intentions of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3, 2014, p.48.
18 Sebastian Rosato, "The Inscrutable Intentions of Great Powers", pp.51-52.
19 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Pacific", FTChinese,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228/ce.
20 傅强、袁正清：《隐喻与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隐喻之战》，《外交评论》，2017年第2期，第102页。
21 蔡翠红：《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第16页。
22 David M. Lampton, "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 https://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
23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1, 2008, p.24.
24 《中俄发布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5/6393653.html。
25 邢广程：《中俄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第15页。
26 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第11页。
27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No.2, 1981, p.247.
28 王义桅：《中美就“一带一路”开展合作是否可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8期，第45页。
29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重要文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页。
30 《普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启欧亚大陆合作新阶段》，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7-06/10852152.html。
31 王晓泉：《中俄如何在“一带一路中深化战略合作”》，《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8期，第52页。
32 王树春、刘思恩：《俄罗斯新亚洲战略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当代亚太》，2015年第6期，第100页。
33 张仕荣：《把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424/c40531-29230818.html。
34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ism and Empire: Logics of Order in the American Unipolar A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4, 2004, p.612.
35 王玮：《权力变迁、责任协调与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60页。
36 李永全：《走向全面战略合作的中俄关系》，《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4期，第7页。
Prospects of the Sino-US-Russian Relations under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Dai Changzheng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global politic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undoubtedl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hina, the US and Russia, and the cooperation 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will inevitably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global political trend. In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US-Russian relations have been in a cold state due to their long-standing conflicts, while China and Russia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After Trump became the US president, the previous stable Sino-US relationship has basically continued, and it even achieved in-depth development in some aspects. But the current world is still faced with a lot of uncertainties, including the lingering effe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refugee problem, 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the surging de-globalization. These factors also add to the uncertain trend of relations between major power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its own power, although Russia still takes a tough stance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stern countries, it finds it difficult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promoting globalization. The U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adopted a number of anti-globalization policies, and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country that believes in self-interest over all. In contrast, China has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promoter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main defender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idea of "fate community" have been widely resp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Sino-Russian relations, Thucydides trap,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 "One Belt and One Road"
【作者简介】
戴长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博导，中国经济外交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经济制度、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著作有《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府改革、公共参与和治理转型》（英文）、《发达国家人才流动与配置》（第一作者）、《“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国际社会》（英文，主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