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不是社会老化，它其实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结束，意味着我们进入健康经济。如何了解健康长寿的消费需求是什么，它的约束条件是什么，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中国的情况是老龄化速度来得快，只用了35年，一代人就实现了。这是我们急需讨论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进步发达的一个表现，经济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拉动经济主要是两架马车，投资和消费拉动。我们的第一人口红利是按照投资拉动打造的。现在要思考的是，可不可以把非正规就业引进来，延长就业年龄，从而延长第一人口红利。经济一旦进入买方市场，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增强，所以我们的第二人口红利要从消费角度来打造老龄人口红利。
工资的薪酬架构，要合理处理当期的工资和未来的养老福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就是把健康长寿的消费需求找出来，比如医养结合落在护理上，考虑好具体该怎么做；把约束条件找出来，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养老金也是这样。消极的方面可以停掉，积极方面抓紧去做。怎么让代际和谐，是一个重要问题。
改善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提高生产力，用科技推动经济，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提高购买力，用消费拉动经济。
养老金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大。具体影响因素：一是人口结构，二是低利息时代，三是政府前期的承诺，四是各种类型的道德风险。应对措施：无法隔离，只能分解——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智利人民勇敢地做了实实在在的个人账户，其经验和教训都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智利通过1981年的改革和2008年的改革，多数人选择团结计划和个人账户有效结合。其实这是一个风险分解、既保持公平又保持持续的一个选择。借鉴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做了很多探索，包括改革开放以后，以及1997年以后。这些探索都是有背景的，也都是有价值的。
从分散风险的角度来看，统筹的账户是稳定社会团结的，还得是中央统筹。这也是为了解决好人口流动、地区经济差异和社会团结等问题。所以，这个账户有很多意义。个人账户是激励个人财富积累和促进就业的，而且平滑消费，意义也很多。
我主张继续按照这样的两个账户，把已经做的事情装进去，让政策震动最小化，不要让老百姓觉得又变了，要让老百姓觉得谁都没有吃亏，而且感觉好了一点。这就是我为什么按照两个支柱来描述。对于个人账户里的员工福利，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只是一个过渡。
作为统筹账户，我们现在真的需要中央统筹，是不是要加入个人权益记录，缴费和待遇是否关联，对于这方面的探讨很悠久了，全球讨论了一百多年，最后越来越多地采取关联方式。但是怎样关联，以及关联的程度，因每个国家的国情而异。它其实是个人权益记录要不要凸显，而不是个人账户，即使NDC的N也是权益记录，而不是我们所说意义上的个人账户。
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可以把职工基础养老金往中央统筹上靠。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信息系统。朱镕基同志曾说，该财政出的一分都不能少。但是对老龄化兜底不该财政全担，要分清。居民基础养老金已经做起来了，个人缴费+政府补贴还可以完善，我们有低保，对那些连居民基础养老金都没有参加的人，在职工账户里只参加了很短时间的各种情况的人，低保覆盖贫困老人是要做的。这三项制度中国都有，稍加完善，归纳一下，在经办上、管理体制上有所改变就可以了。其实，在经办管理体制上完全可以不惊动老百姓，老百姓有一个社保卡就什么都可以办了。
个人账户加税优及受托人，这是一个准公共品。对于老百姓来说，进个人账户的第一笔钱还是员工福利，员工福利里有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为什么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计划现在只是过渡期？因为它是1950年代的高峰产物，现在企业也承受不了这么高的成本。所以，在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计划里，它去做受托人。DB计划，保证支付，理事会管运营。这两个现象在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计划里都淡化了。一旦不做受托人，没有理事会，一旦不做DB计划，就不是计划了，就是单位拿出税前列支的一笔钱放到你的个人账户，作为员工福利而已。
中国的职业年金历史很长。它是机关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序曲，不会在短期内退出，因为差异还很大。这个过渡期相对长一点，不要把它过度地看成是市场化的产物。当然，它的基金运营现在是要交给市场的。其实，从个人账户里得到的第一笔钱还是要通过努力工作而得到员工福利，第二笔是税前列支的可以买商业产品，不仅如此，还有其他产品，证券的、基金的都会有的。这个账户其实是个人养老资产，有税收减免的养老金融账户，并不简单是一个产品。
除此以外，我们还会有其他养老资产，包括很多国家现在把住房纳入进来一并考虑，这都是可能用来应对长寿风险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把中国现有的东西归纳起来，让它进入到两个账户，用政府的系统还有受托人和市场的系统分别管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
我们会改变劳动力市场就业参与率不足的问题，因为人们在劳动力市场停留较短。我们会改变资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因为代际赡养、自己劳动和资本利得的结构还有待优化。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中国老年人消费能力还是很低的，需要通过养老金解决平滑消费的问题。从就业到养老一生来看，要分解风险，在最短的时间里解决最多的问题。
（杨燕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根据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养老金改革：国际动态与中国实践”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