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就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深邃见解，形成了内涵丰富且相对成熟的党内政治生活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科学的制度规则体系，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强化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
【关键词】延安时期 党内政治生活 理论修养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延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推进党内政治生活与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在克服各种错误倾向的基础之上，围绕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一整套内涵丰富而又相对成熟的党内政治生活理论。这些理论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实践决定理论，理论反作用于实践，理论和实践必须有机统一。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用来指导实践的理论必须是来自于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为正确的、科学的理论，只有这样，理论才能发挥出指导实践的应有价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党内政治生活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才会正常化开展，否则，就会偏离正常化的轨道。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语境下，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实践路径并成功地在党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理论遵循。1937年7月、8月，毛泽东相继发表《实践论》《矛盾论》，对党内各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潮，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给予了严正批判，指出“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为“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确立为全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同时，还旗帜鲜明地说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愈发严重，给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带来不小的冲击。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毛泽东相继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进行了高度概括，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给予了深刻阐述。通过整风，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增进了党内团结，提升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也确立了实事求是为全党的思想路线，为此后党内政治生活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建立科学的制度规则体系
制度一般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规则一般指由群众共同制定、公认或由代表人统一制定并通过的，由群体里的所有成员一起遵守的条例和章程。制度与规则殊途同归，共同构成了维系和调适既定秩序的基本保障。政治生活是特定政治系统、政治组织内的成员进行政治活动的各种观念与行为的总和，这就不可避免会产生成员之间观念和行动上的差异、分歧、碰撞和冲突。因此，对于政党而言，“如何从党性原则的高度看待这些意见和冲突，如何从程序和规范的角度消解这些意见和冲突，就成为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实践成效斐然，这对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所以，迫切需要通过理论创新和制度规则设计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1937年上半年，党中央多次指出，当前党组织已经处于“公开”、“半公开”状态，具备了“活跃党内生活”的基本条件，因而要“采取具体方法”使“共产党的内部生活”“活跃起来”。“具体方法”是什么呢？党中央认为，是“扩大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建立集中领导”。对于民主集中制，毛泽东给予了相当深刻的阐述。在他看来，民主和集中之间不存在截然对立，“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民主和集中合二为一，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定下了基本调子。
此外，为更进一步指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党性和个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关于党性和个性，他明确指出：“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应当指出，毛泽东关于党性和个性的观点，进一步深化了民主集中制理论，维护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活泼性、严肃性和神圣性，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
西方学者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换言之，人无时无刻不在参与政治，人的政治活动组成了政治生活。据此可知，党内政治生活是由党员的政治活动所组成。对一个政党而言，党员对党的性质、宗旨、章程、纲领、政策等的认知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生活的水平和效果。而这种“认知与态度”实际上就是理论修养。作为时代精神的提炼与升华，理论的成熟标志着政治生活的成熟，理论修养的高低决定了政治生活水平的高低。
延安时期，党员队伍数量历经了从少到多的迅速壮大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党更加重视党员队伍的理论修养。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在谈到“干部政策”时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同时，还指出要善于爱护干部，“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为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还号召，一切有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加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克服党内存在的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知，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优秀的干部队伍。
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认为，在研究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着重地把握它的主要矛盾；在研究任何一种矛盾时,要着重地把握它的主要方面。俗话说的“打蛇打七寸”、“牵牛要牵牛鼻子”，其中蕴含的哲理就是如此。言外之意，想问题、办事情、干工作要善于抓重点，抓住了重点，就会事半功倍，取得预期效果。反之，眉毛胡子一把抓，看似很用力，但毕竟不得法，其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或者事与愿违。党内政治生活是一项浩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头绪繁多、任务繁重，但只要抓好了“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就能以“重点”带动“一般”，形成“一盘棋”效应。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的领导人能够积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自觉地遵守党内政治规矩，为全党起到了强烈的引导示范作用。
总体而言，毛泽东党内政治生活理论是全面深刻的、成熟完善的、系统规范的。正是在毛泽东党内政治生活理论的指导下，党内政治生活开展虽然有曲折艰难，但总体上而言却是正常化、健康化的。不仅使得党彰显了勃勃生机和活力，也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和影响力，对当前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为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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