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权”分置是充满政治智慧的制度安排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顺应农民意愿、符合农村实际、继往开来的制度变革，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与时俱进。
（一）“三权”分置为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提供了制度保障。在“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下，进城务工的农户拥有稳定的承包权，可以放心流转出土地经营权；想种地、多种地的农户，可以多种渠道流转进土地经营权，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三权”分置实现了村组集体、承包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土地所有者、承包者和经营者各有所得、无有所失，集体土地作为要素在生产经营中实现流动，流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增加财产性收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收益，达到了最大公约数效果。
（二）“三权”分置为增加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创新了制度供给。当年土地家庭承包，实行“两权”分离，这个制度供给打破了大锅饭，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了出工不出力、种地不打粮的问题，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三权”分置作为农村土地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实际也是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次带有全局性的制度供给，必将再一次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土地经营权流转，提升了农业经营规模效益；经营权托管，发展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经营权互换，实现了土地集中连片种植；经营权抵押，解决了新型经营主体融资问题。经营权的放活，还为多元主体投资农业、创业创新开辟了空间，推动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加快向农业农村集聚。现在，农村创业创新活力空前迸发，“三权”分置正在为农业农村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泉。
（三）“三权”分置为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带来了制度绩效。“三权”分置是对“两权”分离的继承和发展，创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丰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使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三权”分置促进农村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推动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催生了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种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开辟了新路径。“三权”分置使中国的土地制度更好对接农业现代化，现代技术、装备、管理、金融、人才等可以更好融入农业，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产品市场化。“三权”分置植根中国大地，富有中国特色，也为世界上人多地少国家的土地制度创新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三权”分置的意义还在于既解决了农业问题，又解决了农民问题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国情，人多主要是农民多，这决定了小农户将长期存在。“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不是农业问题。如果单纯讲农业问题，土地归大堆、人为垒大户、培育“大地主”，地让工商资本来种，农业问题也可以解决，农业的规模、效益、现代手段也可以提高，但会导致大量农民失地失业失权，成为农村贫民或城市贫民。土地承包关系变动也会引起农村社会不稳定，进而动摇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解决了农业问题，恶化了农民问题，要把农业、农民问题放在一起统筹考虑，不能顾此失彼，防止出现“拉美陷阱”。
“三权”分置为统筹解决农业、农民问题找到了新路径。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土地所有者的一分子。通过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确实权、颁铁证”，农户拥有稳定的承包权，可以进退有据，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通过经营权出租、入股、托管等，农户可以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益。土地经营权流动起来，可以实现规模经营，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农业现代化，从而实现农业农民“两道题目”一起解。可以说，“三权”分置制度安排，给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增添了活力，保障了普通小农户的权益和生计；也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找到了新路子，开辟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市场化道路。
显然，“三权”分置作为一种长远制度安排，其前提是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稳定不变，基础还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土地家庭承包不变。习近平总书记讲，这是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根和魂。所以，要搞土地确权登记，把集体所有权固定下来，把农户承包权稳定下来，在此基础上实行“三权”分置，由此推进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再次创新、更加完善。
当然，“三权”分置并没有穷尽中国土地制度创新，也不可能要求一项制度创新解决未来遇到的所有问题。现在，“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已经建立，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包括需要深入研究农民集体和承包农户在承包土地、承包农户和经营主体在土地流转中的权利边界及相互权利关系；研究赋予经营权享有抵押、担保、入股等用益物权权能，为经营者提供长期稳定的经营预期；研究探索土地承包权退出的有效办法和途径，引导举家进城的承包户自愿有偿退出承包权，等等。这是改革的必然，也是改革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