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党在中国的崛起中有许多可以讲而没有讲，或者是没有讲好、讲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不仅仅领导中国，而且在治理中国。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密不可分。
【关键词】党的领导 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在西方国家，包括一部分学术界，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止，但是，现有的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体系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略及其治理成就。即使有了一些成果，也往往被边缘化。这就在西方形成了一个长期的认知上的空白，影响到中西关系的方方面面。笔者以为，当下中国应致力于“讲好中国的故事”。讲故事就是沟通，就是努力去填补西方认知上的空白，建立可互通的语言体系。
“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原则，使得中国的行政能力相当强
第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存在于政府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近九千万党员就是中国整个社会的缩影，四百五十多万基层党组织是执政党的神经末梢，再加上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使得改革开放以来的大政方针能够切合实际，即使有些偏差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并且很快得到纠正。
第二，党和政府的分工合作已臻成熟，形成了一整套制度、机制和运作程序。各级党委在制定政策时着重考虑全局性和政治性的问题，如民生民心、社会稳定和建设、资源环境等，并将其融入发展规划中去；各级政府在执行党委决定时则越来越专业化。这种体制既有开创性、领导力和灵活性，又有执行力，因而在世界银行的160多国的治理水平的指标中，中国的行政能力得分相当高。
第三，中国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复杂，发展水平不同。以“放权让利”和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使社会日益多元化，各地区涌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但中国共产党对各级、各部门和各地区干部的领导不断加强，并从21世纪初以来扩展到对党内外人才的领导。这就是“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市场化的大潮，在短短几年里就席卷中国，国内外的学者几乎都将市场的自发力量当作主要动力。其中，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干部的角色转换也是关键要素。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包产到户后，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农民的收入大幅提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九十年代中期创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一半。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普遍现象。中国地方政府在地方党委的领导督促下，利用他们在本地区、本单位所掌握的权力、资源和组织优势，大力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通过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和进行制度创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经济体之一。
第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千篇一律和万人一调的面貌。各地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创新和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广东模式等，因地制宜，各有特色，各显神通。然而中国的政治根基仍然牢固，“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并没有出现。
第三，中国的政治体制既具有权威性，又不失灵活性，并且有良好的调适性，有创新和纠错的能力。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度，形成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全党的崇高权威。中央的政策或上级党委的决定分解成为具体的任务和指标，一层一层地布置下去，并用督促、检查和定期干部考核的手段来保证其贯彻执行，并用职务的升降来进行奖惩。在灵活性和创新方面，这种体制的一大优点是在采取重大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变革前，党中央都要进行试点——挑选出一定数目的，有代表意义的省、市或单位来进行试验，并总结经验，在全国推广。地方上也往往就一些区域性或全国性的难题进行试点，主动寻找办法和出路。
第四，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使得中国能够从事长期规划，能保持政策和发展战略的稳定和持续，不受政党替换和其他短期因素的影响。除了综合性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和更长期的远景规划外，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规划。全国县级以上的地区和部门有数千个规划在实施中，还不包括那些区域性的战略规划，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等。许多项目如果没有长期的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果的；中国的治理体系为这种长期持续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是中国相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所在。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所赋予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人民性。一个简单的数字最能说明这种人民性：过去的三十几年中，中国使七亿多人口脱离了贫困，占同期内世界脱贫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扶贫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国策，习近平上任以来，制定了更详细的计划，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扶贫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和详细——精准到一家一户甚至到个人；共产党的干部深入到山区，农村和牧场，一个干部包几户，不落下一家一户。中国共产党这种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人民性，使得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拥护。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永不蜕化变质的根本保证
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民心。这是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体系里没有的概念，但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极为重要。民心是汪洋大海里的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共的垮台的主因就是丧失了民心，因而几十年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制定政策中讲究一定要贴近民意，体察民心，增强人民的获得感。近几年来的反腐和党内教育中，更是强调返璞归真，“不忘初心”和“牢记宗旨”。西方政客一旦大选获胜，在今后数年中做决定和制定政策时可以完全置民意于不顾，只听从亲信和能为下次大选筹措经费的利益集团。一人一票蜕变为一元一票。这种状况使西方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中国共产党则从日常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来获得民心，从而获得合法性。正因如此，在许多世界性的权威机构的民调中，中国政府的支持度高于多数西方政府。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不仅仅是历史演进结果，并且愈来愈依赖于其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人民性。这种人民性不仅仅来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历史实践，也植根于党员和党组织在全社会的广泛布局。和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不是某个或某些阶级和集团利益的代表；它的党员和组织遍布于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方方面面的利益在党内都有代表和体现。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需要顾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并且必须有能力综合协调，创造出共赢的局面，凝聚为民族利益和上升为国家意志。因此，人民性是一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是执政党永不退化变质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制度上解决干部的人民性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仅是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她的领导能力、决策力和执行力，更重要的是保证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
全面从严治党仍然任重道远，因为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动力主要来自思想和意识形态，来源于传统文化，要提要求，讲纪律，强调党性、宗旨意识，贯彻执行合乎民心的政策。在权力缺乏监督的体制下，社会的多元化在政治上造成了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钱和权的结合在侵蚀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使它脱离群众，与人民疏离。中国共产党早就清楚地认识到它正面临着四个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一旦执政党内部出现问题，中国就会丧失其最大的竞争优势，中华民族就会再错失一次复兴的历史机遇。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从制度上解决干部的人民性问题，达成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