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以“世界领袖”自居，强调对国际和平与繁荣负有“领导责任”。在这种“全球主义”理念的引导下，美国成为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主要建立者和维护者。美国虽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体制中承担了比较广泛的责任与义务，却也无疑是众多国际机制的最大受益者。然而，自2017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外交出现了大转向，由“全球主义”转向“美国优先”。
近十多年来，美国国内经济遭遇金融危机、制造业发展乏力、就业机会缩水的多重挑战，而在所谓“全球主义”理念引导下的对外军事行动更是让美国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高呼“让美国再次伟大”，推出了纠偏色彩浓厚的“美国优先”主张。从内容来看，“美国优先”涉及一系列单边主义色彩浓厚的政策举措，涵盖外交、贸易、军事、能源等诸多领域。在特朗普看来，美国以往签订的若干多边协定使美国蒙受不公平的待遇，纵容了外国的贸易欺诈和汇率操纵，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还导致就业机会的大量流失。为此，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特朗普还认为，以往美国过于开放的移民政策是导致国内恐怖袭击威胁和高失业率的重要因素，他主张建立拥有良好甄别审查机制的移民系统，只有支持美国价值观的人才可能被允许入境。
然而，随着执政日久，特朗普政府逐渐认识到，当初竞选时所宣扬的以贸易保护政策为代表的对外零和博弈思维并非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特朗普的施政理念开始回归“美国优先”与“全球主义”的平衡。尽管对“全球主义”的否定姿态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政府很快开始寻求加强一些双边或多边协作。尽管美国牛肉与日本汽车关税之争备受特朗普关注，尽管特朗普决定退出被日本方面寄予厚望的TPP协定，特朗普政府仍表示将致力于推动与日本建立更为紧密、公平、自由的双边经贸和投资关系。
毫无疑问，“美国优先”包装之下的利己主义理念与政策会损害美国与其他众多国家的关系，但其手段和力度相比竞选时的表态往往有较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美国优先”与“全球主义”的平衡。
首先，回归“美国优先”与“全球主义”的适度平衡是美国国家利益大势使然。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国际机制的广泛参与有力地巩固了美国的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和在众多盟国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均因此受益。“美国优先”过于强调美国在国际机制中承担的义务，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美国获得的巨大利益。与之相反，一旦“美国优先”成为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障碍，同时，随着美国和包括其盟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主要国家之间的分歧加剧，“美国优先”距离“美国孤立”也就一步之遥。有鉴于此，一味强调“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或许在短期内可以为美国谋得一些利益，但从长远而言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其次，回归“美国优先”与“全球主义”的适度平衡符合特朗普政府应对国内政坛和民意变化的政治利益需求。“美国优先”政策在国内政坛和社会引发广泛的激烈争议，甚至累及特朗普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不久，美国即有约30个州表示强烈反对这一决定。甚至近期的两项调查显示，共和党内部也有过半成员支持美国留在《巴黎协定》中。而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也在美国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关于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研究报告指出，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无法保护美国工人的权益，还会更进一步损害美国消费者。
最后，回归“美国优先”与“全球主义”的适度平衡也是特朗普及其团队执政经验积累产生的“附加值”。在执政过程中，特朗普认识到长期贫富分化势必导致中产阶级对政府失去信心，也准确把握了在美国与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协定中利益受损的产业工人的诉求，有助于其在施政中驾驭相应的人群。脱离主流媒体另辟蹊径的“推特治国”模式也收到了一定成效。随着执政经验的积累，“平衡”或许将更多地反映于特朗普政府的各项政策之中。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刘丹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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