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众痴迷于网络以及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娱乐方式，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与蔓延，理性势弱，是当前网络文化存在的三大消极面。只有深刻认清网络文化的消极面，我们才可能提出积极的应对之策。对此，政府不仅应培育更多有更高专业知识的人成为网络意见领袖，还需要用更多公益项目议题去稀释破坏性议题，鼓励专业化理性向大众理性转变。
【关键词】网络文化 网络公共治理 理性表达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在使用者的互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网络文化。一方面，这种文化在实现网民们表达自由、彰显个性、掌握传播主动权、激发原创力，以及增进交流主体的平等性和互动实时性等方面功勋卓著；另一方面，娱乐至上的时代流弊也不断侵蚀着网络文化，将娱乐至上的价值观极化了。这不仅表现为娱乐本身的极化以及一些公众的精神生产与消费简单化、粗俗化、低俗化，更表现为娱乐逻辑对一切具有公共意义的严肃主题的侵蚀与消解。如果说早期网络文化的实践主体良莠共存，现在则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因此，只有深刻认清网络文化的消极面，我们才可能提出积极的应对之策。
问题之一：大众痴迷于网络以及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娱乐方式
当前网络中，不论是新闻机构、视频门户还是广告媒体，都在想方设法地将人们碎片化的时间抓住，以持续地吸引网民的眼球，而实现这个目标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娱乐化。以幽默、调侃、恶搞、轻松等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一切主题都卷入网络中，以全息状态牢牢地抓住人们的情感需求。
逐利的资本逻辑早就发现，成为产品的娱乐具备商品的属性。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更不会去计较这样的娱乐是否会将人们带入文化精神上的深渊。把严肃问题娱乐化，成为大众文化行业的必杀技。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如今的娱乐产品制造方，如同目前人类不可分离的手机厂商一样，用自己的UI（用户界面）逻辑，设置出一套套操作方式，并培养一大群这样的用户，以推新去陈硬件、软件产品引导用户消费，不断强化用户的粘性。
大众比任何一个社会时期都痴迷于网络以及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娱乐方式。娱乐生产方不忘利用复杂的修辞手段——讽刺、似是而非的隽语、复杂的隐喻、细微的区别以及寻找对手的自相矛盾之处，所有这些都只有在听众能完全理解的前提下才能起到各自的作用。
我们习惯于把修辞当作语言的一种装饰品，娱乐恰恰将这样的修辞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人类从来不缺少娱乐实践与娱乐精神，但网络文化之前的印刷文化、口语文化，其内容都是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而今天，网络呈现出来的虚拟世界在我们脑海里已经不再是陌生和稀奇的，而是自然化的。
2017年9月23日，葛优就其剧照被制作成“葛优瘫”相关表情包维权事件再一次使人们开始关注被消费的娱乐危害。类似事件恰恰说明：在人类传播历史进程中，不管是在口头文化、印刷术文化中，还是在网络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或积极向上，或娱乐至死。如今，人们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娱乐至上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问题之二：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与蔓延
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电视创造了一种新的话语定义，网络亦创造了一种新的话语定义——娱乐至上的网络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我们通常也称为平民主义，其表达的是大众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将不理性的情感集中式地进行发泄，以“法不责众”“人多就是法”的共识，破坏理性的论证和原本既定的事实或规则。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得益于网络的交互性、匿名性等特质，在“后真相”时代，一些网民的鼓噪与实践的能力越来越强，他们信奉弱者狂欢有理的原则，无视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社会恶果，加上民粹往往和对抗性话语共生，事实的真相往往被淹没，而被埋没的真相，反倒成了“假象”。从长远来看，他们将会为这样的后果买单，但是他们拒绝承担由自己稀里糊涂造成恶果的责任。毕竟网络中的群体是无形的，他们不必承担导致这样后果的责任。如此，以往在道义上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逐步消失了。
如果说仅仅是网络媒介的特质催生了民粹心理，那就太缺乏说服力了。让人焦虑和不安的是，伴随中国网络文化成长过程的另一面，是社会结构压力的不断增长。社会结构压力以及政治机遇的不断增长，是培育民粹的现实土壤。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迈尔·扎尔德（Mayer Zald）将社会运动定义为“一群倾向于改变社会结构的某些要素所持有的一套观念和信念”，而民粹恰好就是这样一群想改变社会结构的人，即便他们没有具体目标，变动就是他们的目标。
网络民粹主义的原始诉求可被视为个人的宣泄，单独的网民在虚拟社会中并不是单纯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他需要把自己的情感诉求等现实生活场景寄托给一个更高的权威，即意见领袖，不管人们是否意愿，其本质都将驱动他寻求某种更高的权威，以提高自身也作为意见领袖时在低一级受众的权威。倘若他们能够自动地发现或于现实中接触这种更高的权威，那他就是一个优秀的人；若不能，他将否认自己的价值，并想方设法塑造自己更大的权威性。所谓的“权威”也乐此不疲，这种“感性”宣传的效果，远远大于理性传播。
如何避免网络民粹的滋生泛滥？如何保持精英政治和草根（平民）政治的平衡？最理想的状态是保持精英团队的领导力与平民团队的影响力之间的张力。前者致力于规制政治、民主，使民主运行稳定、有效、有序，保持两种政治力量的动态平衡与开放。
问题之三：理性势弱，劣币驱逐良币
在大众的眼里，当下便是美好的时代、伟大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有技术积累创造的便利，亦有遗留下来亟待解决的人类自身的问题，也正是如此，生活才会令人向往，社会才会充满活力。
一方面，大众洋洋自得以为拥有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和权力，以为拥有绝对的智慧与主体性，能够对现实制度性的一切指手画脚；另一方面，大众失去批判力却不自知。他们在网络中理直气壮地作出论断、声明和决策，以反抗事实、权威和理性。大众往往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推理事件的矛盾性质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会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来嫁接和聚集自己的情绪，并以为能学到东西。在非理性的前提下，大众的极端性远远大于个体。
这是一个“任由自然”的时代。不少互联网媒体发现新闻以及真实的信息不足以让自己在网络数据中占据合理的影响力地位时，人类贡献者的价值就显得不是那么值得宣扬了。他们制造热点也蹭热点，热点在他们眼里就是稍纵即逝的灵感，抓住了就可以扬名立万。娱乐成为能够为媒体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法宝。
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和制度因素失去威力时，如果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规则没有建立起来，良币就会逐渐被驱逐出网络空间，放任不管的大众情绪很可能导致文明的衰落。
网络公共治理需培育意见领袖
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其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中指出，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会更加积极和大胆地发表、扩散受大众欢迎的类似观点，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青睐，又或被群起反驳时，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选择保持沉默。
有着理性思考能力的个体具有批判意识、全面判断能力以及有力的逻辑力量，他们会在沉默的螺旋中发出一种反螺旋的声音。反“沉默的螺旋”现象是指在互联网上众多虚拟的社区互动沟通中，持“少数派”意见的网民不会因自己的看法与大众媒体所传达的主流意见不相同而让自己的观点隐藏。这类人敢于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而不是保持沉默或者趋同。在互联网发展早期，理性个体、专业人士和所有的民粹主义人群一样喜欢发言，真理与谬误的交锋似乎还是十分热烈的。
但令人焦虑不安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反螺旋的力量越来越弱。一是在任何社会，理性人在数量上总是少数；二是越是不需要复杂知识和理性艰苦思索的东西，越是令人轻松，大众已经习惯了娱乐至上的生存方式，有的网民对一些公共问题难以有真知灼见，他们作出判断往往基于情绪、道德绑架以及对事情的一知半解。
在笔者的调查中，一些有健全理智的人已放弃发言与辩论。原因之一就是，即便是一些常识，也需要不断科普，几番下来，理智的人辛苦得不想发言了。原因之二是，健全理智的人往往容易遭到情绪化的人的包围、谩骂，几番下来，也就败下阵来。
面对理性声音的势微，政府要作为、再作为。一是要善于发现并从政策、资金等方面扶持那些普通网民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理智之人；二是培育更多具有更高专业知识的人成为网络意见领袖，使公众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用更多公益项目议题稀释破坏性议题
《老子》第八十章开篇提到了“小国寡民”，这在现实中的意义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使国家变小、使民众变少。它的另一种解读是使得大政府的国家能力像小国家一样简单有效，使民众像少数人一样自发理性。
我们固然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但更需要一定基数的人民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者。若是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国家，单单靠政府治理，那么就可能会力不从心，而许多自发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正可以弥补政府的短板。国家若能出台相关政策或对这类非政府机构给予资金支持，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随着公民意识的发展，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某些自发性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服务社会、进行公益性活动，而政府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制度、资金的扶持。民粹之为民粹，就在于他们是情绪化的，他们对社会问题容易产生极化情绪并采取行动，而面对美善，他们也会极化呼应。消除他们的情绪，可以用公益项目与目标来顺应、释放他们的健全情绪。
一方面，这需要政府培育、资助、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经常性地倡导公民行动。通过自己以及社会公益组织发动的公益项目行动，让行动目标、步骤、成效成为网络议题，越多越有效的行动，越能稀释负面情绪及其煽动的不良议题。
鼓励专业化理性向大众理性转变
无论是从世界历史还是从中国历史来看，学术机构都是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诞生的，都承担着宣扬科学与理性、民主与自由等启蒙民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大功能。近些年来，一方面，由于学术自身评估体系越来越专业化、封闭化，学术机构不干预现实成为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另一方面，面对一些网络管理规则，善于网络发言的知识人动辄得咎，知识人群愿意发言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有健全理智的知识人。
万马齐喑究可哀。知识人既不对现实发言，又不在网络上发言，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特别是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清朗网络空间的营造，需要政府以适合知识人发言的好政策、组织建设以及资金投入等方式，鼓励更多知识人群成为网络文明的建设者，如同在历史洪流中知识人曾经为推动社会文明而作出的筚路蓝缕的努力。当然，知识人发言是不能过度理论化的，如何把抽象知识转化为大众理性，是专业化人群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我们总在自娱，也在娱人，更在被娱。我们在人群中对着屏幕痴痴地笑，并漠然于周围人的疑惑，我们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码着杂乱无章的文字，并以此为乐……网络文化也是物竞天择，当一个人主张理性思考时，如果他得到的回应是茫茫的孤独，那么孤立无援的个体又如何有力量去抵制狂热？如何有力量去摆脱不假思索的娱乐至死呢？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②[英]吉姆·麦克盖根著、桂万先译：《文化民粹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年10月27日。
④John D.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