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二战后三次经济转型
二战后，德国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经历了三次转型。即使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接连冲击下，这些经济措施和政策也帮助德国经济表现得相当抢眼。
从1945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建立和巩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又称第三条道路、莱茵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市场经济、国民福利、宏观调控。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注重将市场经济和社会利益相结合，实现市场自由竞争和国民福利有机结合。一方面，德国建立反对垄断的联邦卡特尔局，保障市场自由竞争和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德国不断加强社会建设，提高国民福利待遇。比如，1949年的《社会保障均衡法》、1950的《第一套住宅建设资助法》、1969年的《劳动促进法》、1989年的《1992年养老金改革法》等。这些措施既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又保障国民福利待遇，同时还能够避免贫富差距扩大化、劳资矛盾激烈化，为德国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经济发展战略转型（1945-1970年），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德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突破性的跨越，增长越来越表现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马歇尔计划解决了德国经济的启动资金难题；再加上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和其他盟国修改了对德国工业和技术的限制政策；德法关系缓和与欧洲一体化加快，为德国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广阔的市场。在这种种因素的合力下，德国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开始高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突破性的跨越。1950-1970年，德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7%。其中，第二产业中技术含量和集约化程度高的电子、化工等部门在GDP中的排名分别得到攀升。变化明显的是，汽车制造业则上升到了首位，较为粗放生产的钢铁和采煤等资源型产业排名则大幅下跌。
第二次转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传统工业生产为主导向以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新经济产业为核心转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美国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和集成电路技术，特别是1993年克林顿总统正式推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计划后，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始迅速崛起，远远地领先于以传统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德国。为了追赶上美国等信息技术发达国家，德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制造技术2000年框架方案》《德国21世纪信息社会行动计划》等政策，通过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和提高制造业科技含量促进制造业现代化。此外，1990-1994年，德国政府对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年均增长高达800%多，大大提升了德国的信息技术实力。
第三次转型（21世纪初至今），为了应对能源、资源约束和世界环境恶化的挑战，德国经济发展开始向循环经济、绿色经济转型
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能源、资源都相对匮乏。为了应对能源、资源约束，减少对国外能源、资源的依赖，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德国经济发展开始向循环经济、绿色经济转型。目前，德国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和新能源发展领域，主要包括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太阳能等。此外，2013年4月，德国推出《德国工业4.0战略》，重点研究生产智能化，同时提出“促进创新网络计划” 和“主题研发计划”，通过将市场企业和国家公共研究机构组合成“产学研”联合体，促进技术和产业转移。
新加坡经济转型经验
新加坡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从1959年自治到现在只有短短50年的历史，但它已从昔日的一个小渔村、贸易站和海军基地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国家，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运码头、第二大电子中心、第三大炼油中心和第三大外汇交易市场。2016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达2969.66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3万美元，在全球人均GDP排名中位列第6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新加坡成为全球排名第三的最具竞争力经济体。新加坡仅仅用了40多年，就将原先一个长期由英国统治的东方殖民地，建设成为亚洲现代化水平领先的国家，其步入现代化过程的许多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政府转变职能具有借鉴意义。
1959-1967年的初期阶段，以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为重点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其产业结构表现为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而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水利电力在内的第二产业则处于次要地位。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由于邻近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纷纷开展直接的进出口贸易，致使经由新加坡转口的贸易额急剧下降，新加坡经济迅速陷入萧条，失业人口急剧增加。面对这些困难，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主张发展进口替代产业，改变单纯依赖转口贸易的畸形产业结构。 这一时期重点发展食品、印刷、纺织、服装、木材加工等产业。经过近10年的发展，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由1959年的8.63%上升到1967年的16.27%，贸易业比重由 81.7%则下降到 32.28%，初步改变了过去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支配地位的局面。1960-196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63%，这为新加坡日后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7-1979年的中期阶段，以产业结构多样化为重点
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家后，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失去了马来西亚这块腹地市场，失业率高达10%。因而新加坡政府于1967年做出了调整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决策，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并通过吸引外资投资新加坡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了解决大量失业问题，新加坡独立后首先采取了发展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方针。新加坡政府一方面颁布了《经济扩展法案》，改善基础设施，实施税收优惠，积极为企业提供贷款融资服务；另一方面成立了裕廊管理局等机构，负责工业区规划与管理。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全民充分就业，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期而至，新加坡开始重视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来应对经济转型的挑战。这时期重点发展的一项制造业是炼油业，到1970年代末，新加坡已经拥有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美孚石油、埃索石油、新加坡炼油公司等四座炼油厂。炼油业占制造业总产值超过 30%，新加坡成为全球三大炼油中心之一。其他重点发展的制造业是面向出口的船舶制造业、电器制造业和精密工程制造业等，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中心，以贸易、金融、交通、旅游等服务业为支柱的多元经济结构。这一阶段，新加坡经济以年均10.10%的速度高速增长，产业结构进一步多样化，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6.23%增加到23.59%，而金融与商业服务业的比重则从13.08%提高到15.47%。
1980-1985年的中后期阶段，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为重点
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加坡出现了劳动力紧缺、工资成本上升、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新加坡政府强调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开始了经济转型。新加坡政府主要从三个方面来促进新加坡产业结构转型：第一是深化技术教育，提出“自动化、机械化、电脑化”发展方针，通过教育和培训开发人力资源，扩大各类教育的规模，特别是高等和专业教育；第二是采取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鼓励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吸引国际著名的电脑企业和石化制造商落户新加坡；第三是发展高附加值的金融和其他服务业，目标是将新加坡打造成为提供广泛服务的“金融超市”，确立新加坡“知识型服务业”的国际中心地位。 这一阶段，新加坡还重点发展会计、法律、广告、市场研究、电脑及管理咨询业、房地产、工程与设计等与区域金融中心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产业。这一时期，尽管新加坡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年平均增长率从上一阶段的10.01%下降到7.3%。 但是每个制造工人的名义附加值从1979年18300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26900美元。
1986年以来的后期阶段，以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为重点
1985-1986年是新加坡独立后最为严重的衰退时期，政府开始对新加坡产业政策进行调整，提出要以制造业、服务业和本地企业为经济增长主力，并将产业发展重心放在服务业和本地企业上。为了促进服务业发展，新加坡把许多制造业的优惠扩展到了服务业，如市场先入者地位，投资补贴等。这为经济增长奠定了更宽的基础，使得其保持快速增长。这一阶段，新加坡经济以年均8.6%的速度增长，金融和商业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86年的21%增长到1997年的27%。后来，新加坡经济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全球经济性衰退后，面对着中国和印度崛起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要将新加坡建设成“知识型产业枢纽”，把制造业从下游的产品生产环节提升到研发和设计等上游环节，成为新产品的开发者。同时，还提出要发展以知识为主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促进科技发展，进一步发展创意产业，不断扩大经济腹地等。为此，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生物医学、信息产业等世界级科学工程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建设了新加坡科技研究中心纬壹科技城，并设立了全国科学奖学金，吸引年轻人从事科研工作。
国外经济转型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转型的视角：从速度到创新、由短期到长期的转变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在经历高速增长期后，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交织迸发，迫使日本改变原有依赖进口廉价能源的发展方式，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将产业结构向节能型、技术密集型以及高附加值型转变。德国在所经历的发展阶段都始终坚守“德国制造”，追求产品质量的无与伦比，打造产品的高端品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在转型理念和发展思想上，已经实现了从短期获利向长远布局的全方位转变。党的十九大将这种理念和思想进一步深化、升华。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对经济发展转向长期视角的顶层设计。综合分析前述四国的经济发展转型实践，中国从长期发展角度推动经济转型，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根本前提之一的是各地区能够认清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与以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科技等因素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二者之间存在的本质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彻底转变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主动从长远布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各项任务。
以政府为主导搭建平台加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党的十九大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重要部署，提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从前述四个国家的发展转型脉络来看，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经济与产业结构和形态逐渐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格局，不仅是整个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动力转换的客观需要，也是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质量和效率的现实所需。但是，在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和转型过程中，由于各参与主体“动作上”的非同步性，往往造成了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主体之间存在较为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对各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对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的产学研融合机制造成不利影响。在借鉴前述四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时，需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应有作用。为此，我们需要重点借助由政府部门主导或牵头搭建起来的各种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汇聚和交流平台，使各方主体能够更为有效地互通有无、分享信息，进而有效找到相互之间可以进行对接与合作的方面与领域，并以此来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技术创新体系的建构进程。
以重视实体经济为中心，延伸产业价值链和产业网络。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的经济转型实践中都十分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德国在发展新经济时，确立了计算机、信息技术、航空等新兴产业；21世纪初，又把新能源等作为发展目标。当前国际上的产业发展已经到了产业集群加上产业网络的复合发展层面，并且后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整个产业的地理概念和地域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产业网络、产业价值链越来越在全球产业布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产业网络、产业价值链的内涵，要求我们除了关注制造环节以外，还要考虑对产业发展趋势的控制和相关的研发投入，以及对市场的控制和其他配套服务。我国的企业在实现转型升级中，应努力在产业网络和产业价值链中寻求实现：对高端，努力搞研发、做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参与制定国际行业标准；对市场端，要努力做国际品牌，建立和拓展国际市场通道和网络，掌握定价的话语权。此外，我们要通过解决实体经济发展困难，推动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使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同时，我们要着眼长远，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发展大国制造业。
在产学研深度融合过程中，打造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因素在推动，人力优势是国外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成功的重要基础。新加坡在建国初期面临着人口素质低下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新加坡一方面加大教育投入，历年来其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重最低为 12%；另一方面始终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与其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紧密结合。 日本则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我国在目前的经济转型发展中，同样存在着人才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干中学”“研中学”在培养和提升专业型和应用型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还相对有限。在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实现产学研的有效结合，打造创新型、应用型人才，不仅是有效对接市场所需人才的举措，也是更好促进人综合素质提升、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保障。
建立稳定的制度环境，不断升级产业政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通过立法、政策手段来保证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良好稳定的制度环境，能够为经济转型提供良好的社会坏境和发展环境。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日本专门建立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制定了《中小企业法》，确定了以产业技术政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体系，建立起了一套规范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流程。而在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必须在不断完善制度环境的基础上，针对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升级产业政策，形成完备的产业政策体系。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国民福利待遇。经济转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导致有的产业工人面临短期结构性失业的风险，有的产业会成为“社会新宠”，从而导致社会上人心不安。美国面临这样的问题，采取的措施是通过财政支持提高转型时期社会的福利保障、针对社会结构不稳定的因素建立相应的特殊性政策、完善社会应急措施。德国则是通过提高国民福利待遇来应对失业导致的社会不安危机。通过国外的成功转型案例，可以看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完善的国民福利待遇，有利于稳住人心，避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防止劳资矛盾激化。因此，我国在经济转型升级中也需及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和安稳的社会环境。
【整理：张盈盈 贺胜兰（见习），制图：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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