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之一。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也将向全面协调转变。各地城镇化的速度和道路不应该搞“一刀切”，而应探求适合本地发展的特色城镇化道路——
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之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也将向全面协调转变
我国广阔的地域面积、差异较大的禀赋状况，决定了必须在准确把握国家战略方向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实际需求，构建差别化、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体系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
当今世界的竞争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城市群的竞争。以城市群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未来还会继续加强。各地应探求适合本地发展的特色城镇化道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接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专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教授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之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将向全面协调转变。
记者：我国目前的区域发展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孙久文：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抓住发展机遇，利用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经济迅速发展，但中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的劣势，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滞后，进一步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
1991年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并且认为“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九五”计划期末，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财政、投资等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强了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持。1999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
四大板块的核心，是在国土全覆盖的情况下解决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但这种仅仅以地理位置并考虑行政区划的划分，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2014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此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的重大创新，顶层设计逐渐落实为具体行动，其范围容纳的人口、经济体量在全国来看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彼此间存在紧密联系，共同构成当代我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骨架。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您认为新机制“新”在何处？
孙久文：首先，要构建带状联接机制。从地域上看，“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均是跨省级行政区乃至连接国内外的空间安排。从内容上看，都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这三项顶层设计的深入实施，促使我国区域经济版图从主要依靠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引擎带动的传统格局，向区域联动、轴带引领、多极支撑的新格局转变，这必将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经济带中的区域之间如何协同发展、如何创新内部机制、如何加强经济联系，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二是构建空间平衡机制。空间效率和空间平衡，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两难选择。上世纪80年代实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政策以来，东部地区凭借区位、要素和政策优势迅速崛起，板块间差距不断拉大，大的空间尺度的空间聚集和不平衡发展成为主要趋势。克服板块之间的发展落差、释放东中西地区之间的梯度势能，构成经济地理格局优化的主要思路。
三是构建绿色协调发展机制。将绿色发展从理念转化为实践，需要在区域空间上有明显的印记，这就是要造就绿色的国土空间，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在产业发展上，要大力支持绿色清洁生产，对传统制造业实行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更新改造工艺技术装备，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契机。
记者：未来应如何更好地把区域协调发展落到实处？
孙久文：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之一。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也将向全面的协调转变。
从理论标准上来说，区域协调应该包含几方面内容，一是各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应保持在适度范围；二是各地区群众能够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三是各地区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四是各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处于和谐状态。未来，理论标准上的衡量仍然需要，但更要结合发展战略上的路径选择，把区域协调发展落到实处。
我国广阔的地域面积、差异较大的禀赋状况，决定了必须在准确把握国家战略方向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实际需求，构建差别化、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体系，也就是区域政策的精准化。为了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国家主体功能区应该在“十三五”期间得到更好的推行与具体落实。此外，要大力推动形成跨行政区、跨区域板块的经济合作，强化区域间的重大项目和重大政策的对接。积极推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级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区域的建设，实现“以点带面”的发展。
均衡协调的新趋势，也对我国区域空间结构优化提出了新要求：一是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要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承接国际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腾出空间；二是向中西部产业转移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的转移，集群式整体转移将逐渐增加；三是把一些资源、劳动力参与度高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减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改变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如何理解城市群发展在区域协调中的作用？
孙久文：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
在空间格局上，城市群、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中小城镇是接纳农村转移人口的主要承载区域。在产业发展上，城市化需要产业支撑，通过城市群集聚要素，提高服务业比重，吸纳新市民就业。
城市群是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城市群实力的增强，使得城市群所在地区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支点。这些区域创新产业形式、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转移，通过在更大区域内整合资源而实现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成型的核心区域有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初具规模的城市群有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其他城市群还在形成当中。与此同时，城市发展也正经历从粗放到精致的转化，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功能正在进一步疏解。
当今世界的竞争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城市群的竞争。以城市群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未来还会继续加强。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差异大，各地城镇化的速度和道路不应该搞“一刀切”，而应探求适合本地发展的特色城镇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