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一年，也是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一年。2017年更是令国人振奋的一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行动指南。社会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这一年，我们与时代共同脉动步履不停；这一年，我们同思想比肩前行从未止步。实践发展的步伐铿锵有力，思想界的理论交锋亦频频出彩。2017年，思想界理论界贡献了许多兼具影响力和思想深度的观点。人民论坛编辑部按照关注度、权威性、深刻性、新锐度的标准，经过多轮筛选，评选出2017年度理论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领域中最具价值的70个观点，以供广大读者学习讨论。
政治类观点NO.21-40
21.黄坤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生命力，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做到既不忘老祖宗、又讲出新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战略和战术相一致，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0日）
22.曲青山：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时刻担负了重要责任，在关键时候起了关键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以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襟和气魄，以一个大国领袖的气度和风范，以爱民为民的历史责任担当，以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重要的时刻担负了重要责任，在关键的时候起了关键作用，展示了治国理政的雄才大略。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领袖人物也对历史产生着重要作用。这个作用的具体表现就是顺应时代潮流、代表人民意愿，对历史发展起着加速的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正是起了这样一个不可替代的重大关键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求是》，2017年第16期）
23.王伟光：只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势不可挡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前方还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需要全党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复兴中国梦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只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我们党始终先进、始终纯洁、始终坚强有力，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纪检监察》，2017年第21期）
24.李君如：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是统一的
关于新矛盾的概括，实际上是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所呈现出来的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样，就可以把“变”和“不变”统一起来。我们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强调“变”，但是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去追求美好生活；另一种倾向是强调“不变”，不思进取，不能按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去探索去创新。——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前线》，2017年第11期）
25.马建堂：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有机整体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破解发展约束，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需要。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要思想，是新阶段经济发展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如何认识新阶段经济、如何发展新阶段经济、如何解决新阶段经济中突出矛盾的系统认识，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性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学习时报》，2017年5月8日）
26.许耀桐：政治建设发展的动力在于改革
政治建设发展的动力在于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政治建设发展。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是一个周期，1978年成了中国的“改革元年”的话，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则是改革的又一个新周期，2014年成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民众的期盼、社会的需求，更是执政党的使命，领导者的职责。——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党政研究》，2017年第6期）
27.韩震：全局性系统性的改革策略才能适应新时代新需求
在新时代继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意味着过去的改革是“片面的”“局部的”，而是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现阶段，应当以更加全面的视角，提出更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的策略，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小康社会时我们主要关注经济目标，到比较全面地关注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协同发展的目标，这个进程本身就反映了社会进程与社会认识、社会问题与解决社会问题是一同发展的。这个发展进程从局部启动、重点突破、以点带面，进入现在更加协调、更加包容、更加公正、更加绿色的阶段。——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北京日报》，2017年11月27日）
28.韩庆祥：让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形成合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思想精髓或本质要义，主要就是注重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正确发挥及其协调并形成合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需要我们做出新回答，展现新作为。这就需要我们在政治层面注重发挥党政主导力量，又要在经济层面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还要在社会层面挖掘出蕴含在人民群众中的磅礴伟力，使这三种力量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合力。——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人民论坛》，2017年12月上）
29.贾立政：习近平总书记的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治国理念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境界，为我们党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每一次认识论上的重大飞跃，都实现了其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每一次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都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无不以认识和认识论上的重大飞跃为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的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治国理念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光辉典范，十九大报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现重大创新突破。——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人民论坛》，2017年11月上）
30.薛澜：“决策删简—执行协商”模式适应于现阶段的中国公共政策治理环境
转型期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呈现新的特征：政策制定环节被删简，政策执行作为决策补充而表现为权衡与协商的过程。“决策删简—执行协商”作为灵活的过程模式，是在当前中国大量政策议题涌现情形下塑造出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政府依赖决策删简机制，能够有效化解决策中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多元利益，提升政府公共决策和应对外界压力的能力；在执行协商机制下，政策方案逐步细化，利益冲突被内化解决，整体上可以保障深化改革的向前推进和政府治理的系统稳定。因此，这种模式适应于现阶段的中国公共政策治理环境，有助于推进部分领域的政策改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31.颜晓峰：政治能力是领导干部的第一能力
政治能力是领导干部的第一能力，是履职尽责的牢固根基。一些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说到底，是由于政治定力不够、政治意识淡化。新形势下，党领导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波澜壮阔，勇于破除国内国际、党内党外的重大障碍。面对复杂形势、深层矛盾、突出问题，领导干部只有具备高度的政治意识、高超的政治能力，才能够驾驭方向、掌控大局、破解难题、实现目标。政治能力不强，就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丢掉原则、失去底线，导致弊病丛生、人心涣散。——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天津日报》，2017年4月17日）
32.邓纯东：党内监督发挥着内因的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左手监督右手”
有人把纪检监察部门和其他职能部门比喻成左右手，认为党内监督是“左手监督右手”，归根结底是自己监督自己，没有威慑力，不彻底。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起决定性作用；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条件，起辅助性作用。因此，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关键在于发挥内因的决定性作用，紧紧抓住党内监督这一中心环节。从现实情况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党内监督绝不是走形式，而是动真格的。正是因为党内监督持续发力，政治生态才得以不断净化，“不敢腐”氛围才日趋浓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民日报》，2017年3月27日）
33.石仲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是由“四个伟大”的有机统一决定的
“四个伟大”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离开建设伟大工程，就不可能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以更大力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新形势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好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人民日报》，2017年8月24日）
34.胡鞍钢：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和绿色生态四要素共同构成支撑起道路自信的支柱
现代化是目标，作为长期处于人类文明佼佼者地位的中国，只有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才能称之为民族复兴；社会主义是路径，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确保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国家的稳定统一；中国文化是根基，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绿色生态是原则，只有走生态文明之路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前线》，2017年第6期）
35.张维为：中国“选拔+选举”的模式完全可以和西方选举模式竞争
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尽可能卓越的领导人。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保底的“下下策”的结合，这是超越西方那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北京日报》，2017年11月27日）
36.房宁：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终结“历史终结论”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深刻影响下，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长期奋斗和探索中，形成了既体现民主政治基本价值和普遍原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中国的探索丰富了人类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提供了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扬弃，是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参考消息》，2017年9月26日）
37.何亚非：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契合世界需求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但并没有让各国人民普遍受益，反而使国家间和一些国家内部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失衡、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当前，如何引导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各国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迫切要求，中国提出了旨在推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既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欢迎。——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人民日报》，2017年7月20日）
38.阎学通：反建制主义思潮形成的原因并非国别性的，而可能是全球性的
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使两极分化问题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同时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都十分严重。此外，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不断扩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的伤害大于收益。全球化的负面作用给反建制主义兴起创造了社会条件，反全球化、反外来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对向国际机构让渡主权等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些思想都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期）
39.金灿荣：中国推动的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将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诀窍，就是双轮驱动、双引擎，美国是单轮驱动，只有市场。“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正在变化，世界治理的主要平台以后将是G20，G7的作用会下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由中国推动的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将会更为重要。比如亚投行、金砖银行、亚信会议、上合组织。另外，“一带一路”倡议，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网络”等日后的影响也会更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新华网，2017年8月4日）
40.李兴：中国外交表现出大国作为、大国担当、大国胸襟、大国气度、大国贡献
中国的大国外交，不是简单地指大国之间的外交，而是指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要有大国作为、大国担当、大国胸襟、大国气度、大国贡献，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造福世界各国人民。这里造福世界的“公共产品”，既包括安全、经济等“硬实力”，也指规则、制度、理念等“软实力”。中国的大国外交，不搞大国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以强凌弱。中国的大国外交，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不在于一时一地的经济得失，不囿于一时一事的成败输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亚欧研究中心主任（《人民论坛》，2017年10月下）
责编/孙娜 赵橙涔（见习）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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