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厉以宁：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发展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技术陷阱。但是中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突破是解放了劳动力。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十八大以后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所以中国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经济网，2017年7月25日）
42.吴敬琏：去杠杆去产能应由市场主导，行政手段调控经济难成功
借行政手段“去”和“补”将产生“副作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负作用。主要表现就是用行政指标要求“去”和“补”，企业总有办法绕过这个行政命令。要强调通过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通过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和再配置，一方面去产能，另一方面补短板。不要政府去指定发展哪个产业，市场自会告诉你需要什么产业，需要什么产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一财经日报(上海)》，2017年2月19日）
43.刘伟：经济下行和通胀压力均源于供给侧
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生产要素成本全面大幅度提升，核心竞争优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突出表现在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生态环境成本、技术进步成本都大幅度上升。现阶段，面临经济下行和潜在通胀压力同时存在的双重风险。经济下行风险，表面看是由内需疲软导致的，实质是源于供给侧。因为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投资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缺乏升级空间，创新力不足，缺乏优质投资项目。双重风险中的另一重风险即潜在通胀压力上升，这不是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而是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其实质也是供给侧出现了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新浪网，2017年4月1日）
44.林毅夫：中国要懂得利用后发优势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能快速发展主要依靠后发优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而要实现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就要求企业不断技术创新并且不断地转型升级。发展中国家所谓的技术创新就是在商品生产的时候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技术创新，进入的行业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附加价值高就是产业升级，不见得要新发明，只要把其他国家用过的成熟技术和产业引进，那就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的话，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11日）
45.刘元春：开启基础性和引领性的制度改革，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度和广度
要通过问题导向的改革调整，逐步触及新常态深层次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开启基础性和引领性的制度改革，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探索目前各类凸显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二是要探索解决深层问题的各类基础性改革的步骤和可行的方案；三是要将各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基础性引领性改革和机制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建立在坚实的机制和体制基础之上。比如，采取正确方略和有效办法推进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和去杠杆的关键是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去库存和补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导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有机结合起来，降成本的重点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日报》，2017年9月15日）
46.陈文玲：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关键周期会拉长
中国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周期、制造业繁荣的周期会拉长，这将为中国争取持续发展的时间窗口。原来所谓战略机遇期是2000年到2020年，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我们创造的新的战略机遇期就会重新开始。中国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已经40年了。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中国经济到2020年实现GDP增长6.5%没有问题。到203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再有10年持续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就可以实现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过的。中国农业需要现代化，但这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强国。强国之基、立国之本还是制造业。繁荣的制造业周期还是要尽可能拉长。我们在转型升级中，产业迈向中高端已经出现端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北京日报》，2017年12月11日）
47.盘和林：去杠杆与稳增长并非经济的“矛”与“盾”
从国民经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去杠杆与稳增长并不是一维空间，并非“矛”与“盾”的关系，资源优化配置以及结构平衡，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去杠杆甚至对稳增长尤其是长期增长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短期来看，我国宏观经济有很强的韧性，产业之间、新旧动能转化、“双创”等腾挪的空间较大，这为“去杠杆”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提供了很好保障。长期来看，去杠杆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抓手，也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第一财经网，2017年12月4日）
48.周其仁：“中国奇迹”的逻辑与续写奇迹的关键，体制成本至关紧要
中国的基本经验不是别的，正是经由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体制成本。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举其大要，破除国家对工业和其他较高收益产业的行政垄断，欢迎外资落地，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解除国际贸易的国家专营，启动汇率改革（特别是主动减除严重的本币高估），持续改革进出口体制，根本改善外贸服务，所有这些改革硬仗，一役也不能少。归结起来，就是把先前几乎无穷高的体制成本大幅度降下来，同时也包括降低中国人接受一切先进技术管理知识的学习成本。在此前提下，中国潜在生产成本优势才开始得到激发，中国出口才开始发力，世界也才得以发现中国经济拥有惊人的比较优势。因此，真实的中国经验是以降体制成本为纲领，靠改革开放释放出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比较优势。形势很清楚，以全面深化改革抑制并扭转体制成本重新急升的势头，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产权与中国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49.姚洋：未来的挑战是劳动力质量不够
我们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劳动力质量不够。提高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适应新的时代，是政府应该做的。教育部已经提出来一个目标，要推进普通高中的教育。对于未来，人民生活首先要从勤劳致富转变为适度享受。如何能达到适度享受，首先就是环境保护，至少到2035年，要把环境生态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其次是补充社保，把个人账户做实了，建立起养老账户，建立养老基金，让老百姓自己去投资。再次是城乡一体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11日）
50.白重恩：企业税费负担重的原因在于社保缴费
其实我们说税负，应该说税费负担，因为在我们国家叫“费”的一些东西，在其他国家也叫“税”。比如说我们的社保缴费，在美国它就是一个税。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的话，我们企业的税费负担确实是比较重的。我们企业的税的负担并不算重，即使是按照官方的税率，做一下国际的横向比较，它并不是很重的。我们负担比较重的是费，社保缴费是其中负担最重的一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第一财经网，2017年2月15日）
51.黄群慧：扭转“实虚失衡”亟须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这些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供应体系质量不高，影响实体经济供求失衡，实体经济效率逐步降低；大量资本开始“脱实入虚”，或者进入房地产市场炒作，或者在资本市场自我循环，追求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进一步形成资产泡沫，随着泡沫的愈来愈大，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最终形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脱实向虚”问题表明，实体经济供给与金融供给之间、实体经济供给与房地产供给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即“实虚失衡”。这种“脱实入虚”的失衡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资产泡沫会越来越大，最终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基于此，必须实现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方能扭转“实虚失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参考报》，2017年2月13日）
52.匡贤明：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和计划经济挂上钩，是对新经济的误解，也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
即使把过去所有的数据全部交给了人工智能，它也很难知道下一秒钟所有消费者的偏好、所有生产者的决策、所有企业家对风险的判断和把握。因此，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和计划经济挂上钩，是对新经济的误解，也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更重要的是，也容易忽视当前发展数字经济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过程中，新经济领域还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需要回答。与其把注意力放在数字革命与计划经济上，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形成数据驱动发展模式所需要的政策与体制创新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新京报》，2017年12月11日）
53.钱颖一：人们应当对不擅长的工作进行调整，学会用人工智能增加效率
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一个机器算法，特别核心的就是图像识别。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随着技术工具的改变在不断地调整，过去是打算盘。我记得我们以前还用到计算尺，有了计算器就不需要，这部分的功能精力可以放在其他地方。现在人工智能也是一样的，所以必须要做出调整，把注意力转向另外的方面。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人们应当对不擅长的工作进行调整，学会用人工智能增加效率。教育也是如此，这样才可能让教育行业产生更长远、更深刻的变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广播网，2017年12月2日）
54.刘尚希：高成本意味着高风险，要加快改革化解风险
由于经济、社会各种各样风险的扩大，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上升，会使所有实体企业的成本上升，由此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高成本的时代实际上和高风险的时代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成本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风险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么，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而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创新，推进制度变迁，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避免风险累积和集聚。当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总体下降的时候，即公共风险呈收敛状态时，经济、社会整体的成本水平才能够下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日报》，2017年12月18日）
55.谢鲁江：中国公有制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开始真正进入资本积累的阶段。即公有制经济不再是依赖来自自身之外的财富的“输血”来发展壮大，而是依靠自己的财富生产和创造能力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资本的积聚扩张，即从依赖外部积累为主转变为依靠内部积累。如，不再依赖于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形成企业利润来源，而是主要依靠企业的市场竞争来获取收益。——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导（《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5月上）
56.高培勇：支持实体最要紧的是直接税改革
从2013年到今年，将近四年时间里，我们看到的税收制度改革基本上都发生在间接税上，基本上都是以减税作为基本行动路线。结构性税制改革是一种此减彼增的改革，增的改革没有显现。这几年我们国债的增发、赤字的增列，地方债巨额的发行所带来的风险，等等，都和这些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借钱来支撑税收制度改革的道路。其实在目前的中国只有一件事该做也必须做，那就是加快推进直接税的改革。考虑到中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我们也得从脚下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制、房地产要开征这样一个路子开始起步，从而收获既定的改革目标，同时又不加剧甚至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参考报》，2017年8月30日）
57.樊纲：稳定房价不能要求房价绝对不变
央行货币长效机制还得靠市场，还得坚持市场化的方向，稳定房价不一定房价不变，真正不变的是相对价格，只要房价与收入的比例关系基本稳定，我们住房市场就应该能基本稳定，不能要求房价绝对不变。这一轮房地产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两极分化，大城市价格飙升，三四线小城市库存积压，去库存着重讲的就是去房地产的库存。我们这里说的三四线城市是指偏远地方的人口流失小城市。要从供求双方来理解我们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来寻找所谓的长效机制。住房真正的需求基本是三个部分，不管是买还是租是三个部分：一是所谓刚性需求，刚性需求是人口增长、孩子结婚。二是改善性需求，改善性需求也很重要，现在是幸福生活的需求，特别是城市住房，大家收入提高了需要改善。三是迁移性需求。要在供求两个方面进行调整，长效机制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且不能回到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路上，完善房地产市场的制度，使这个市场更加稳定、更加健康地发展，使国人的居住条件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目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财网，2017年12月11日)
58.张军：中国经济增长步入“超级城市”时代
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大城市、特别是超级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崛起至关重要。固然中国已有常住人口在2000万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超级大城市，但超级城市的数量与中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显得不成比例。为了更多特大城市的发展，中国应放弃限制城市土地开发的配额管理制度。中国试图转向城市引导型增长模式的另一个推进战略是，因势利导大幅度提升城市群在未来经济增长中扮演的主导角色。都市圈的形成能大大提高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和获得来自经济互补性的巨大经济效率，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证券报》，2017年9月15日）
责编/贾娜 张蕾 姜成（见习）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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