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预期值为6.5%，能否实现这一预期值各方评论较多。不管结论如何，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人们往往以短期数据为依据，分析得出趋势判断。从方法论角度看，这有失偏颇。回看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率保持年均8%，可说是举世无双。究其根本，是经济基本面支撑了这种高增长奇迹，特别是近十年全球增长率从5%下行至3%，其中发达经济体甚至跌至1%，更是凸显出世界各国经济基本面远逊于中国。进一步说，判断“十三五”期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能否达到6.5%，必须分析经济基本面如何促动经济增长。
经济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将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空间
十八大之后，我国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重在破除制约统一市场运行和市场收益形成合理化以及投资自主的制度瓶颈，其集中体现为推出“放管服”、税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举措，为进一步释放内需、优化供给、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创造了基本条件，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低位徘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依旧保持了7%左右的高速增长。
按照党的十九大统一部署，我国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此，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为重点展开。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在进一步明晰包括国有资源、国有资产在内的各类产权边界的基础上，增强要素配置市场化程度，这将进一步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带动经济增长。具体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我国未来的产权改革将从建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等方面展开。这些改革会起到盘活资产、促进创新的作用，其中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可以把城乡资本联接在一起，把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强化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会对冲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并提高中国优质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建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主要预期效应，是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并调整经营结构。这些措施实质上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调整供给结构。
第二，我国未来将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同时还要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大幅放宽市场准入。这些措施本质上是在国内市场上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进而形成区域优势互补格局，最终使区域资源优势和资本流动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说，这是盘活、刺激投资的重大举措，势必拉动经济增长。
第三，我国未来将继续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目标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基本原则是力求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具体改革措施包括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职能、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破除妨碍劳动力及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弊端等。这种改革本质上是扩大消费进步空间，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我国仍将处于消费需求扩张阶段
消费扩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近五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换档期，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仍保持在10%左右，超出经济增长率4个百分点左右，约是上世纪90年代的10倍。中国消费扩张拉动经济增长持续强化，主要是人口状况和收入增长两大因素使然，这两大因素未来基本不会减弱。
目前我国人口总量约为13.8 亿，今后年均增量预计在1000万左右。照此推算，2018年人口总量将突破14亿。从以往经验看，消费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明显保持着正向变动关系。上世纪9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5%左右；2000年后保持在4%左右；2015年和2016年连续升至4.5%以上。从放开二胎政策和物价角度看，今后这种比例关系会相对稳定。而且，中国今后的人口状况变动趋势更有利于消费扩张。首先，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0%，今后这一比重还会上升。从2007年起，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但年均消费增长率并未减弱。这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增长有特定支撑作用。今后人口老龄化将带动医疗保健、家政服务、老年居住服务、老年用品等消费的增长。其次，城镇化率持续上升将带动消费增长。从人口角度看，城镇化就是人口区域聚集度的提高，这势必也会带来消费扩张。因为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转入城镇会形成新的消费品支出、生活服务支出、基础设施服务支出、住房保障服务支出等的增长，这本质上是储蓄动员的再度膨胀。近十年来，我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量高达1300多万，这已经形成了住房保障服务、基础设施供给、医疗服务供给等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未来一段时间内城镇人口年度增量仍不会低于1000万，这意味着城镇化的前期和后期消费促动效应会叠加放大。其中必须注意的是，在城镇化率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又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种制度安排势必强化公共产品消费扩张。
未来居民收入增势不会减弱。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属于居民收入高速增长的国家，特别是2000年之后，我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都在8%的水平，超过了近五年经济增长率。与之相关联的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的高增长，2000年后年均增长率达到12%，这在全球属罕见现象。总体看我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远超发达经济体。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制度变革取向，确保增长利益享用全民化。从居民收入增长的内生性来看，我国居民收入来源中的投资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比重上升，这与互联网金融、住房租赁市场、债券市场等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生产方式的变革如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在岗人员的工资水平。
我国仍具有较强投资增长潜力
投资增长是经济增长趋势的基本支撑因素。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背景是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回首过往，在经济增长高峰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往往超出经济增长率一倍。此外，近年来虽然经济增长率处于换档期，但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依然呈上升趋势。这说明经济增长对当期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度在提升，同时也表明后期经济增长具备强大的供给扩张基础。
我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势能依然很强劲，从资金来源角度看有三点表现：一是前期到位资金规模大。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达60.6万亿，比上年增长7%。2011—2015年连续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资金增长率在8%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连续性，前期高增长必带动后期高增长，而且近年来很多项目属于新开工项目，显然，后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会减弱。二是我国近40年的经济高增长形成了巨额企业资金积累和私人资金积累。我国的投资增长已转化为资金主动利用型增长，而非强制性储蓄动员。三是我国货币供应量已超前释放，目前M2占GDP比重已达190%，M2增长率超出经济增长率4—6个百分点，这些巨量剩余资金必然寻求投资出路。从需求角度看有两方面表现：一方面，公共投资依然有大量欠账。目前我国的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水利设施、公共交通设施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与发达经济体水平差距也较大，有些区域甚至未能达到基本水平。这要求公共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公共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会逐步提高。另一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将处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调整期，这会带动研发投资、新行业投资、新产品投资，形成经济持续增长。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参考文献】
①《发改委官员：明年经济增速有望超6.5%》，新华网，2017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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