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10月举行的奥地利议会选举中，人民党获得32.4%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人民党领袖、现任外交部长、年仅31岁的塞巴斯蒂安·库尔茨成为新任奥地利总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近年来，欧洲国家出现了一大批45岁以下的政治领导人，欧洲政坛似乎在朝着越来越“年轻化”的方向发展。为什么欧洲会出现这种现象？政治领袖年轻化对欧洲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欧洲政坛出现“年轻化”现象
20世纪末以来，欧洲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政治领袖，这一现象在2017年的欧洲“大选年”尤为明显。2017年5月，39岁的中间派独立候选人、“前进”运动领导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击败国民阵线领袖马丽娜·勒庞，当选法国新一任总统，也是自戴高乐以来最年轻的法国总统；2017年6月，38岁的统一党领袖利奥·瓦拉德卡，成为爱尔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2017年7月，约瑟夫·穆斯卡特连任马耳他总理，其2013年第一次当选时仅39岁；在2017年10月奥地利议会选举中，人民党成为第一大党，该党领袖、年仅31岁的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当选成为下任总理，再次刷新了欧洲现任政治领袖的“低龄”记录。
除2017年当选的上述年轻政治领袖之外，欧洲国家还有一大批年龄不足45岁的现任领导人，如，2016年11月当选爱沙尼亚总理的于里·拉塔斯（39岁）；2016年4月当选乌克兰总理的弗拉基米尔·格罗伊斯曼（39岁）；2014年当选比利时首相的夏尔·米歇尔（39岁，1845年以来比利时最年轻的首相）；2015年连续两次当选希腊总理的阿莱克斯·齐普拉斯（41岁）；先后3次担任匈牙利总理，且有希望于2018年第三次连任的欧尔班·维克托（1998年第一次当选时仅35岁）；2013年当选卢森堡首相的贝泰尔（40岁）等。已卸任的欧洲国家领导人中也不乏“小鲜肉”，比如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44岁）和戴维·卡梅伦（39岁）、意大利前总理马泰奥·伦齐（39岁）、芬兰前总理于尔基·卡泰宁（40岁）、冰岛前总理甘劳格森（38岁）等。
当然，政坛“年轻化”现象并不仅限于欧洲。刚刚当选新西兰总理的杰辛达·阿德恩仅37岁，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2015年当选时也仅44岁。可以说，政治领导人的年轻化是当今世界的一种发展趋势，只是这种现象在近几年的欧洲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些政治人物正在引领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尽管这些政治家较年轻，但大多有着丰富的阅历和从政经验，被认为“能力强、出道早、经历多”。
欧洲政坛领袖日益“年轻化”的原因
第一，民众对现状的不满。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欧洲不断陷入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之中，比如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袭击危机以及由英国“脱欧”引发的欧洲一体化危机等，而面对种种危机，传统中左或中右翼政党均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对民众最关心的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加大、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在科技水平和人类认知水平已经发展到很高程度的今天，西方传统政党的思维方式仍在原地踏步，无法提出新的政治概念和理念解释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政治生态，也拿不出有效的治理手段解决出现的诸多新挑战和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民众普遍对原有的政党和政治领袖感到失望，特别是对多年来一成不变的“左右轮替”式选举政治模式感到厌倦，而2008年后欧洲出现的一系列危机促使了这种情绪集中爆发。一些年轻面孔的出现，无异于给西方民众带来了一针“兴奋剂”，民众期盼年轻的政治领袖能够打破固有的政治模式和传统思维，给社会和国家带来新的变革和前进动力。换言之，正是由于欧洲民众对传统政治的厌倦和不满，以及对老一代政治力量的失望，加之欧洲的多重危机，新一代政治力量才获得了走到政坛中央的契机。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年轻政治家的政策纲领更符合选民的需求。因此可以说，这些年轻政治领导人的出现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第二，政治生态的变化。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改变着政治生态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政治理念和政治话语的传达方式，以及政治家和民众的交流渠道。相较于老一代政治家，年轻一代更善于运用社交媒体等网络方式传递自己的政治理念，并通过与民众线上直接交流打造亲民形象，提升个人影响力。年轻政治领袖在竞选期间对社交媒体的运用尤其频繁，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交网络在选举中发挥的作用，也都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第三，社会包容性越来越强。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看，欧洲社会日益多元化，包容性也越来越强。多数新近崛起的欧洲年轻政治家似乎都不符合政治领袖选择标准的传统界定和期待，这是因为选民不仅对政治领袖的年龄越来越宽容，在其他很多方面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包容。首先，年轻女性领导人越来越多。比如，2017年11月初冰岛总统宣布，由“左派绿色运动”领袖卡特琳·雅各布斯多蒂尔组建新一届政府。其次，少数族裔成为政治领导人的机会越来越多，比如，爱尔兰第一位移民后裔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再次，对于性取向的宽容程度越来越高。利奥·瓦拉德卡、冰岛前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比利时前首相埃利奥·迪吕波以及卢森堡首相贝泰尔等皆为公开的同性恋政府首脑。事实上，只有在一个开放度和包容性越来越强的社会，年轻政治领袖的崛起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第四，个人魅力原因。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候选人条件相当、政策纲领大同小异的情况下，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往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尽管个人魅力是一个综合“选项”，但“年轻”和“高颜值”无疑是欧洲年轻政治领袖的“加分项”。年轻、有魅力的政治领导人更容易赢得选民的青睐和精神上的认同，更加能够吸引异性选民，“唤醒”年轻选民的投票热情。
总而言之，欧洲政坛“年轻化”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缺陷，这些缺陷使传统政党和老一代政治家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因此造成“民心思变”，民众希望通过不同于传统政党和传统政治领袖的青年领导人来摆脱危机。虽然欧洲的年轻政治家大多是在国家深陷多重危机的困境中登场，但他们能否推动实质性改革，真正解决欧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仍需等待实践的检验。
政坛“年轻化”对欧洲的影响
政治领导人的年轻化对欧洲的影响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其既给欧洲各国政界带来了活力和革新的可能，给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第一，欧洲的传统政治理念、政治思潮和政党模式可能受到动摇，甚至是颠覆性的冲击。在法国，马克龙于2016年组建“前进党”，宣称自己“非左非右”“代表整个法国”。这一理念成功地吸引了民众的支持，马克龙的异军突起使得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没有任何一个中左或中右政党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的情况，不仅打破了二战以来中左或中右政党在法国轮流执政的格局，同时也使得“前进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彻底打乱了法国固有的政治版图。在爱尔兰，尽管利奥·瓦拉德卡并未像马克龙一样创建一个新的政党，但他也提出要进行统一党改革，宣称自己领导的政府既非左翼，也非右翼；于里·拉塔斯更是爱沙尼亚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间派总理。尽管这些政治领导人提出的“非左非右”概念与“中间道路”或“全民政党”理念大同小异，但他们旨在改变欧洲自二战以来以“左”“右”标签划分政党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代表了欧洲政治的一种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对于欧洲一体化而言，年轻政治家的当选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欧洲一体化目前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十字路口，特别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使得欧洲一体化倒退。而新当选的年轻政坛领袖普遍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比如，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提出“一切以欧洲为新中心”，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欧洲一体化和欧元的积极支持者。不可否认，相较而言，年轻一代更愿意以乐观和开放的态度看待欧洲一体化。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欧洲有67%的年轻人认为留在欧盟并对其进行改革是最佳选择。这也是欧洲评论家认为年轻领导人的上台会使欧盟重新焕发生机的原因。但必须承认，欧洲面临的很多问题积重难返，不是仅靠“年轻”和“一腔热血”就能够解决的。更不用说，以希腊总理阿莱克斯·齐普拉斯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为代表的一些年轻国家领导人，甚至公开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第三，欧洲政坛“年轻化”将带动媒体传播、公众话语和政治议程的进一步融合，从而改变政治话语的传播方式和政党的传统组织形式。互联网特别是网络媒体的日益广泛应用，对于年轻一代政治家的上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在宣传政治理念、引导公共话语和政治议程、塑造政治领袖个人亲和力以及提升政策透明度与民主参与程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年轻的政坛领袖除在竞选期间充分利用媒体之外，他们在上台执政后仍会重视和运用媒体的力量，以便有效促进政府议程的推广和有关政策纲领的宣传。与此同时，传统政党和老一代政治家也在努力学习和运用互联网技术，希望以此改进政党的组织方式和与民众的沟通方式，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媒体与政治的融合。当然，对网络媒体的过度重视也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媒体绑架政治的情况，或者所谓“媒体政治家”的大量出现等。
第四，欧洲政治领袖“年轻化”有助于增强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政治参与热情。多年来，欧洲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越来越低，欧洲各国的投票率自二战后不断呈现下降趋势，年轻人对政治越来越感到厌倦和冷漠，而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年轻人认为政治与自己无关。但年轻政治家的崛起无疑将改变这种状况，许多青年人会不自觉地将这些政治领袖作为其“代言人”，从而激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年轻人参政意愿的增强无疑为出现更多、更年轻的政坛领袖创造了前提条件，这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欧洲，无疑是积极可贵的。
新一代政治领袖在政坛的崛起无疑会给欧洲的未来带来积极和正面的变化。但是，欧洲政坛领袖的年轻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年轻人成为政治领袖迎合了欧洲民众当前渴求变革的心理，但是年龄并不是衡量领导能力的标准，年龄与改革的决心和能力也没有任何直接的相关性。相反，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才是决定能否推进实质性改革，以及改革能否成功的最根本原因，而西方政治制度的长期固化，既是欧洲国家能够保持稳定的关键，也是欧洲国家不太可能发生过于激进改革的重要因素，这不仅与党派无关，更与年龄无关。更不用说，无论是马克龙，还是致力于改造原有政党的科尔茨和瓦拉德卡，均不可能彻底脱离欧洲国家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治国理念。
此外还需要指出，“反对什么”总比“建设什么”要容易得多，对于新一代年轻政治家而言，竞选成功仅是第一步，执政才是真正的考验。如果旧的制度无法打破，那么欧洲年轻的政坛领袖想要给内在僵化的欧洲带来全新的改变绝非易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政治研究室主任）
【参考文献】
①《马克龙当选法国新任总统》，人民网，2017年5月8日。
②《欧洲最年轻总理有何魅力？》，新华网，2017年10月17日。
责编/孙渴 美编/王梦雅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