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并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方略，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报告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分两阶段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战略安排。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描绘了共同富裕的路线图。
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经历了一个以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收入分配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社会再生产活动开始以企业和居民为主体进行，计划对社会再生产的直接组织功能逐步减弱以至消失，政府经济职能从社会再生产的直接组织者，逐渐转变为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者和市场监管者。经济的内在活力被充分释放出来，表现在发展方面，就是社会总需求的快速扩张。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持续大量增长，城市人口大量增长，加之长期以来的低消费状况，决定了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类产业的快速发展，加上城市建设步伐加快等，则引起了投资需求持续快速增长。进而形成消费、投资双膨胀的需求过热局面。这期间，作为需求增长主导力量的，是居民生活改善和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在其带动下，食品、轻纺、家电等轻工业快速发展，生产结构由重转轻。
随着消费需求快速扩张和相关生产的快速增长，居民的吃、穿、用等基本需求得到初步满足。其后，随着居民收入继续增长和住房制度改革等相关条件的成熟，居民消费结构由吃、穿、用为主开始向改善住、行条件方面升级。相对于食品、服装、家电等产品，汽车、住房等价位要高得多，市场需求规模也大得多。特别是与食品、轻纺、家电等产品比较，住房、汽车的生产对重化工原材料需求量很大，这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相当剧烈的调整，即由支持食品、轻纺、家电等消费品生产的结构特征转向支持住房、汽车等产品生产的结构特征。随着这一调整，生产结构重新由轻转重。这些带动了国内消费、投资需求出现了新一轮快速扩张。此外，中国在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更低的关税和非关税条件进入国际市场。而此时恰逢世界经济处于繁荣阶段，美国等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好，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消费购买能力较强。在这些条件支持下，中国拥有的丰富劳动力资源优势开始更充分地释放，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轻纺、服装、玩具、家电等产品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外需呈现快速扩大势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下同），2003—2007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5.4%；2002—2007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9.2%。
综上所述，1978—2008年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但处于从计划调节转向市场调节，从为生产服务转向为生活服务的转型时期，市场需求快速扩张，而生产和供给能力相对不足，市场总体呈现供不应求和短缺状态。因此，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需求拉动下的数量快速扩张以及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经济发展方式则表现为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为主。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是在数量上初步满足了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为消费结构升级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物质产品生产能力，为产业转型升级准备了条件。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正在进入以高质量为基本特征的新时代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遭受了增速换挡这一严峻考验。2012年以来，经过持续努力，2016年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增长的新基础初步形成。
究其原因，政策方面主要是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分析总结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2012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从强刺激转为适时适度调控；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发力；从偏重投资为主，转向投资消费并重，在保就业、稳收入、促消费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从偏重需求扩张，转向稳需求与调结构、转方式、深化改革相辅相成。面对严峻考验，党和政府继续坚持稳增长、保民生的底线，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稳定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为清晰。实践证明，宏观调控的效果明显提高，政策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客观原因方面，一是外部经济环境趋稳，世界经济复苏态势趋向明朗，受其影响，我国出口形势开始好转；二是随着新型城镇化工作的落实，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矛盾正在得到积极解决，支持投资增长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加。特别重要的是，在宏观调控和市场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明显进展，改革取得积极成效。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新基础，使经济增长开始出现稳中向好的态势。我国经济开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时代的到来，首先表现在市场需求对供给的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消费方面看，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后，市场购买活动开始摆脱主要重视数量和价格的特征，开始越来越重视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品牌、信誉度、安全、环保等指标。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特点日益突出。从投资方面看，我国城镇化已经度过粗放数量扩张的补课阶段，开始进入以人为中心，以城市人气度稳定持续提高为主线，科学规划、全面发展、系统提高的新时期。由此带动的投资活动，预计将进入总体平稳的状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则进入以水平提升为主线的发展时期，重点是提高质量，提升在供应链和产业分工中的位置，优化结构为主。由此带动的投资活动，预计也将比较平稳。综合分析，投资增长也将呈现总体平稳的特点。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总体处于生物信息技术革命与下一次技术革命之间的发展平台期，出现高度繁荣的可能性较小。我国出口增速预计总体将保持温和增长，且不排除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综合看，社会总需求将由主要关注数量的快速扩张，转为温和增长。
从供给方面看，经过长期数量快速扩张，我国物质技术基础已经达到较大规模，多种产品生产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对社会总需求的数量保障能力显著提高。供求关系已经从总体供不应求和普遍短缺，转为总体供大于求和相对过剩。供给对需求的不适应，已经从数量保障能力不足转为质量保障能力不足。这一变化必然使需求对供给的要求，从“有没有”转为“好不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必然从强调“快和多”转为强调“好和省”。这必然倒逼生产转型、企业转型，从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转向集约型、质量效益型、绿色清洁型发展轨道。提高质量、促进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主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