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6年中共八大起，除文革期间外，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直至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反映了人民对生活的更高追求，是在满足物质文化需要的基础上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美好生活则包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方面的要求。
我国居民收入差异的概述与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中国经济保持着中高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过去五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其中，以钢铁、电力、水泥等为代表的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人均国民收入超过8千美元，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不平衡的发展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平衡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对应的城乡、区域、行业之间居民的收入存在着明显差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公共资源分布不均等。雄厚的物质基础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而广大群众物质基础的来源主要在于收入，目前我国已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但居民收入分布不平衡的问题依旧突出，党的十九大有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客观概括和准确把握。
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原因与过去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中发展重工业、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政策因素，导致或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之初对外开放的重点落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政策上，使得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以及沿海和内陆之间的发展极度不平衡，长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集中体现在居民收入分布的不均衡。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5，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虽然自2008年以来，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是目前我国收入分布不平衡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根据我们的研究，城乡居民之间收入的不平衡是引起我国居民收入分布不平衡的核心因素。《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表明，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57:1，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为2.72:1，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并未缩小，且不均衡问题依然严峻。从城镇化率看，2016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0%。按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来判断，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处于中期阶段，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尽管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贫困人口已显著减少，但2016年全国仍有1479.9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576.5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虽然我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实现了应保尽保，但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依然较高，扶贫脱贫依旧任重而道远，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城乡之间收入分布的不均衡。
区域之间收入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空间地理上的差异，2016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67:1，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比为1.09:1，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之比为1.21:1，东部地区居民收入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行业间以及产业间的收入不平衡问题也同样突出。2016年，各行业中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平均工资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前者是后者的3.5倍。从产业的角度来看，201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6%，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9.8%和51.6%，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却占了28%，由此可知由于不同产业的贡献不同，产业间的收入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改善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与建议
改善收入分布并不是要求收入的绝对平等，而是希望在全体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提高居民收入的流动性，重点关注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保证他们也能充分享有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
首先，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是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而改善城乡之间收入差异的途径之一是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当收入流动性较低且流动壁垒较高时，低收入群体很难通过天赋和后天努力改变现状，这会导致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阶层固化。提高收入的流动性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区域和行业、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其次，建议将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作为公共品对待。政府有针对性地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规划，并开通就业信息服务平台，为低收入群体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资源。这些措施不仅能够提高低收入群体在劳动市场中的竞争力，还能够真正增强低收入群体的生存能力，使他们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为追求更高水平的美好生活奠定基础。再次，应该注重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均等化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的分布上，还体现在户籍、职业、性别、年龄、健康等各个方面，既包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又能覆盖到医疗、养老、教育、就业、住房等政策扶持中。最后，扶贫攻坚的关键是贫困群体生计的可持续性。通过“授之以渔”或增强“造血”能力的方法来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综合的脱贫能力，从根本上降低农村的贫困发生率。
综上所述，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分布不平衡的问题，从国家治理的角度，重点之一是适度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高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来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我们还应重视公共资源和服务的均衡供给，并努力提高贫困群体的综合能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就要高度重视我国居民收入分布不平衡的现象，这也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
【本文作者分别为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
责编：张盈盈 / 李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