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速度、结构与效益”的三角均衡中，速度是手段，结构是基础，效益是目标，三者的最优配置才能保证中国整个经济“工作链”有效运行。做到这些不容易，但随着“最优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仍将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经济结构 国民经济 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对GDP的重视度已大大下降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绿色GDP理念，不能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他指出：“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增长，只治标、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则更难以持久。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避免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各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竞争力。”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的发展所包含的内容是各个社会要素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GDP作为一个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它的变化体现的是经济方面发展状况，但并不能体现政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内容，也无法体现社会均衡度。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人一直把GDP的增长当作社会发展的全部体现，甚至GDP成了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显然，十八大以来，这种误区正在被纠正。
近年来，中国人越来越看透了GDP的陷阱。环境的恶化、社会的失衡、矛盾的突发，越来越促使人们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去反思GDP增长，即GDP增长之外，必须要考虑增长的效益。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并不匹配
首先，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日益下降。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本应为经济增长效益的提高提供条件，但由于长期的粗放式增长，中国过于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相对较低。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约束下，中国经济效益指标呈现下降的趋势。
其次，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相对较低。在当前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的条件下，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制约社会效益提升的主要障碍。如果继续延续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那么终将导致矛盾的频发、社会发展的倒退。
第三，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益发展缓慢。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人们过度注重经济增长数量而忽视了对能源和资源效率的提高，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虽然多年来政府政策一直在引导中国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但是生态效益的发展仍然无法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匹配。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不论物质资本投入还是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终都会消失，只有知识和创新推动的技术进步，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保证。技术进步的存在，使资本的边际收益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可以抵消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大量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也证实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近年来，对技术进步促使经济效益提升的认识不断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最终促成了中国对GDP的重视程度大大下降，转而更重视经济发展速度、结构与效益的综合性、协调性。
中国经济转型成效显著，但结构调整之路远未完结
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效率，主要表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贡献率的高低；二是国际竞争力的高低，主要表现为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和相对成本水平；三是通货膨胀的状况，即相对于经济增长率的通货膨胀率；四是环境污染程度，即经济增长过程的环境污染面和污染率。因此，单以GDP增速的标准，不足以全面地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好坏。
经济增长效益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但增长效益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目标和增长方式的选择。因此，近年来，中国改变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倾向，把增长重心转移到增长质量方面来，是极其正确的选择。正因为此，2013至20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效益的转型成效显著。
这些成效充分体现了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即经济增长结构不只是要考虑速度，还要考虑结构的合理程度。在一个经济体中，经济结构越是合理，就越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而相反，当经济结构失衡时，低效率的投入增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将会抑制经济增长效率。
经济结构调整包含两重内涵，一是转型，即消除经济运行中扭曲性的结构矛盾，改善经济中不适应需求的结构问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二是升级，即围绕经济市场规律，根据国家发展战略，主动实现经济结构升级，提升整体竞争力。经济结构评价十分复杂，在实践中不能简单套用固定比例衡量其合理性，而应将具体的经济结构问题纳入特定的背景和现实中加以考察。最为直接的指标为经济效益是否提升，进而推动民众福祉的增加。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四年多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虽然成效显著，但调整与优化之路远未完结。
保持速度、结构、效益的三角均衡，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都在寻求正确处理速度、结构与效益三角关系的方法，经历了战略思想、决策理念的更新、经济成本与增长逻辑的衡量、社会矛盾与环境恶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目前看来，在未来较长期内的中心任务与经济政策目标已越来越清晰。
一是在发展速度上坚持“稳中有进”的战略抉择。这个工作基调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国内外综合背景的整体考量，既要防止国际国内复杂环境的干扰，还要适应新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繁重任务的要求；既要防止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也要遏制一些地方将眼光放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归根到底是将发展速度的快慢标准放到转变结构、增加实际民生效益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上来。
二是在发展结构上坚持“转型升级”的战略路径。这个工作方式实际上既认识到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大势所趋、刻不容缓的紧迫性，也抓住了化解产能过剩、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性，更看透了强化创新驱动、推进绿色发展的关联性。归根到底是，将发展结构的好坏标准，放到能够保证必要的增长、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的结果中来。
三是在发展效益上坚持“提高质量”的战略目标。这个指导思想是近年来中国立足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与新遵循，是对资源不可接续、环境不可承载、经济不可持续的先前发展状况的重大纠正，也是从增量扩能到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思路重大转化。可见，能否实现最优的发展效益，关键看能否有合适的发展速度与合理的发展结构。
综上所述，在速度、结构与效益的三角均衡中，速度是手段，结构是基础，效益是目标，三者的最优配置才能保证中国整个经济“工作链”有效运行。做到这些不容易，但随着“最优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仍将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治衡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编/周素丽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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