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任伍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生活本是日日新鲜、丰富多彩的，可是被形式主义所困扰，生活就变得黯然失色、淡而无味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打铁还需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立规矩开始，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刹住了一些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顽瘴痼疾，形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敛。但是，当前形式主义又以新的形式，披上新马甲，花样翻新。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表明形式主义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一遇合适机会又以隐形变异、新面目、新形式、新变种回潮反弹。
当前形式主义的共性表现是：虚多实少，喊口号的花架子多，抓落实的硬功夫少。具体表现在贯彻落实、调查研究、服务群众、项目建设、召开会议、改进文风、责任担当、工作实效、履行职责、对待问题这10个方面，派生出来十大形式主义新表现、新变种、新花样。
贯彻落实机械式
个别地方单位的领导干部，对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习惯于作“传声筒”“播放器”，表态很多，调门很高，但行动很少，落实很差，虚多实少，仅仅满足于“轮流圈阅”“层层转发”“安排部署”。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思想认识不到位，保障机制不到位，落实责任不到位，一些具体工作和责任落实仅在嘴上“空跑”、在纸上“旅行”，压力传导递减，缺少具体抓手，存在应付了事的现象。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的干部说的天花乱坠，敷衍应对，有些则说一套做一套，会上热烘烘，会后就放松，再过几天就无影无踪，雨过地皮湿，陷入“走过场、刮阵风”的怪圈，欺上瞒下，我行我素。个别人甚至对上级政策抱有怀疑、抵制、曲解的态度，消极等待，以“对策”对“政策”，以绕道走作变通。
调查研究走秀式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之风，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实情，取得真经。但个别单位开展“形式主义调研”，搞形式、走过场，应付上级检查，像打造旅游线路一样打造“经典调研线路”。中部某县一个乡镇成为出名的“被调研明星乡”，一年有500多批次领导干部前来调研，意味着乡里一年365天，平均每天至少都有一拨领导前来调研。有一个区最多的一天接待了6位厅级领导来调研，领导调研的题目也几乎一模一样。个别地方领导喜好开展集体调研，每到年底就组织全市所有县区的负责人下去调研，每到一地都要事先精心选择企业、确定路线。
基层干部群众将此类调研形象描述为“掉到井里的葫芦，在水上浮着”，并将其总结为“三多三少”：到基层调研作指示的多，虚心求教的少；开展一般性调研多，带着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少、蹲点调研更少；到工作突出的地方调研多，到情况复杂、问题多、矛盾突出的地方调研少。无论什么调研主题，去的是同一条路线、访的是同一批对象、听的是同一套说辞，搞“大伙演、领导看”的走秀式调研。这种形式主义的“走秀式调研”，名曰“眼睛向下”，俯下身子虚心向群众求教，结果变成“钦差大臣”，下车伊始作“指示”。人到心不到，蜻蜓点水，提前通知做准备，到了先开座谈会，听指定好的几个人对着材料介绍情况，然后走马观花地看一看，基本不与群众接触。下去就是为了出出镜头露露脸，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众说是“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更谈不上深入实际、深入矛盾、深入现场解决具体问题。还有个别领导，不愿雪中送炭、只想锦上添花，搞“嫌贫爱富”式调研。中部某省一个被授予“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地方，前往调研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令当地政府应接不暇，群众对此极为反感。
服务群众推诿式
有的单位表面上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门好进、脸好看”，但还是“事难办”，将过去的“管卡压”变成了现在的“推绕拖”。有一招叫作“打太极”，借口作风上、纪律上管得严了、抓得紧了、查得细了，工作上框框多了、条条细了、规则紧了、工作难办了，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面对来办事、解决问题的普通百姓，像端坐在庙堂之上的“弥勒佛木偶”，嘴上只说“好好好”，多方搪塞，东拉西扯地“打太极”，互相推诿，以各种借口“玩推手”，把办事的人“踢来踢去”。一招叫做“软钉子”，服务承诺、工作程序、行为规范等整整齐齐、恭恭敬敬地“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显示在电子屏幕上”，但一到老百姓来办事了，一颗一颗的“软钉子”，没完没了的填表、交证件、出证明，手续繁杂，又不一次性告知，笑脸以材料不全、领导不在、没有惯例等理由故意拖延，让办事的群众和企业来回折腾、处处为难。个别地区设“跪式窗口”“蹲式窗口”“限号窗口”和高两米的奇葩意见箱，“事难办”变成了“事不办”的“新衙门”，变着法有“技巧”地造成办事过程“中梗阻”，服务群众在“最后一公里”卡了壳，成了服务上的“烂尾”。
个别地方的办事人员干脆就“撂挑子”，精神萎靡不振，工作不在状态，不想事、不谋事、不干事，政务服务热线电话长期无人接听，政府网站更新的内容主要是领导活动，政务公开、便民服务等栏目几乎成为僵尸栏目。一些地方以“软”法对付老百姓的诉求，老百姓为了上个学要开户籍证明，生个娃要开生育证明，买个房要开无犯罪证明，补证需要开丢失证明，母亲替女儿买东西需要开母女证明，反正干什么事情都要“跑断腿”。
项目建设形象式
个别地方搞工程，上项目，以领导的喜好和判断为标准，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形象项目、形象工程，贪大求洋建设豪华场馆。城市搞工程，个别乡村也不闲着，掀起“景观热”，争先恐后建大亭子、大牌坊、大公园、大广场等，一个入村牌坊花费以百万元计。个别城市每个文体场馆请不同的“国际大师”来设计，“八项规定”相当程度上遏制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于是一些地方改头换面，以“民生工程”“文化建设”“脱贫攻坚”“留住乡愁”等名义，冠冕堂皇推进这些界定难、争议多、隐患大的形象工程，场馆“贪大”乡村“造景”，“不建楼堂建场馆、不顾实际造景观”，而且追求“时尚范、艺术味、国际化”，项目占地多、建筑体量大，运行维护成本高昂，成为“形象工程”新表现。
例如，地处长城沿线的华北某市，总人口不足400万，地方财政年预算收入不足100亿元，却斥资逾40亿元建设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大剧院、体育中心和会展中心，还请来多个国际建筑公司或设计师。一些地区以“传承乡村文化”“留住乡愁”为名，在农村建大公园、大广场、大牌坊或者大型旅游观光项目，千篇一律地推进村史馆建设，而忽视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裸房整治等农村治理重点工作，少数村庄甚至存在推山、削坡、填塘等破坏自然生态和乡村风貌等严重问题。
召开会议重复式
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形式主义的一大特征是会议成灾泛滥，形成了开会“套路”“流程”和“模式”，不从实际出发，把会议作为开展工作的唯一手段，热衷于以会议贯彻会议，以会议安排、布置和检查工作，只要上情下达，总离不开会议，导致形式主义的会议周周、月月、年年连绵不断，花样迭出，层层重复开，一个接一个。会上也是慷慨激昂念稿子，空对空、虚对虚地谈方案，讲成绩浓墨重彩，连篇累牍，讲问题轻描淡写，点到即止，充斥着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老生常谈的套话和没错的废话，听会的人晕晕乎、昏昏然，打不起精神，十分厌倦和慵懒。
还有个别领导乐忠于参加剪彩、应景等会议活动，追求轰动效应，不顾实际效果，只求电视有影、广播有声、报上有名，把开会当成自我炫耀的主要形式。机械刻板的形式主义开会，导致干部疲于应付，忙忙碌碌、辛辛苦苦成了无效劳动，没有时间抓落实。“陪会”也成为开会的一个标准流程，一般性工作会议主席台上四五位、六七位不等的领导干部陪会，而会议只安排一个人讲话，其他几位坐在台上无所事事，一陪就是半天一天。个别部门召开系统工作会议，总要恭请同级党政分管领导到会作“指示”，还要千方百计邀请上级对口部门领导来捧场提“希望”，甚至花钱请明星助兴，而这些领导的“指示”“希望”往往又是会议主办单位事先写好的稿子，只是用上级领导的“尊口”来加强“分量”，台下听众大多是昏昏欲睡，最后是领导参加照张相，记者在报上或者网站上发个消息，至于会议效果如何没有人关心。
文风话风拼凑式
个别地方，写文件机械照搬照抄，给领导写的文章、讲稿空对空，八股式，出台的制度规定也是“依葫芦画瓢”，内容不是来自调查研究，而是源自抄袭拼凑。个别领导干部的讲话、文章，只注重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缺乏实际调查和对生活实践的深刻了解，缺乏对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文章言之无物，无病呻吟。个别领导干部爱讲空话，不办实事。一篇讲话在这个场合能行，换个场合也行，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讲的都是“正确的废话”。个别地方，说空话似乎成了一些人的主要工作，说起来豪言壮语，气吞山河，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其实只有唱功，没有做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说真话，办实事，但新时代文风话风上的形式主义仍然时有表现：文件过多，整天沉溺于繁文缛节，只讲形式，不重内容，只看过程，不管结果，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个别文章说话，小题大做，沽名钓誉，对成绩、政绩、业绩任意拔高、渲染，有一说十，有十说百，有百说千，有千说万，夸大其词，哗众取宠，急功近利，沽名钓誉，贪天之功为己功，把别人做的说成自己做的，把别人说的说成自己说的，把别人写的说成自己写的，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归于别人，文过饰非，争功诿过，报喜隐忧；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甚至闭门造车，任意杜撰，编造虚假政绩，在汇报上做文章，在造假上下功夫，把准备做的说成已经做了，把个别的说成普遍的，把布置的说成落实的。个别文章和讲话既不摆事实，又不讲道理，充满“必须”“一定要”，居高临下，套话连篇，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既没有什么说服力，更没有感染力，是十足的“官样文章”；个别文章和讲话，故弄玄虚，晦涩难懂，装腔作势，故作高深，借以唬人，堆砌新名词，炒作新概念，常常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使人云里雾中，摸不着头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种文风话风，八股式套路，公文式语言，动辄是 “重要性”“必要性”“创造性”，成为严重的形式主义。
责任担当闪避式
形式主义作为“四风”之首，认清其实质，才能对症下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有的领导干部“只求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看到事情躲着走，遇到事情绕着走，凡事都要上级拍板，避免自己担责，甚至层层往上报、层层不表态。干事不作为、消极应付、不敢担当，习惯层层发文件、填表格，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抓工作只重表面。
个别人遇事不辨是非、不讲原则、唯求一团和气、曲意逢迎，赢得好人缘，甘当“老好人”，奉行好人主义，怕坚持原则得罪上级；怕说真话得罪同级，伤了和气，工作难开展；怕严格要求得罪下级，影响人缘、丢选票，总想着谁都不得罪最好。工作讲关系讲情面、只栽花不栽刺，往往得过且过，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能秉公而行。这种没有责任担当的人，凡事得过且过，睁只眼闭只眼，工作没力度，办事没原则，民主生活会上不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面对领导、同事、朋友的缺点、错误，不是诚心诚意地提出来，而是很圆滑地搞“你好、我好、大家好”，能捂则捂，能盖则盖，明哲保身，只说好话，不得罪人，以求人际关系表面上的和谐，面对矛盾，圆滑世故，想方设法去推、去躲，去掩盖、去逃避，在原则问题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抓的不抓实、该管的不管到位，甚至出了问题还包着、裹着、护着，怕丢“官帽子”，怕得罪同事，怕失去下属拥戴，对上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对下笑容可掬，不讲原则，甚至溜须拍马。
工作实效包装式
形式主义对待工作实效是知行不一，不求实效，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最典型的特点是，对工作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力都放在“材料美化”上，一项工作刚开始就急于总结成绩、宣传典型，搞“材料出政绩”。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工作中，“兵马”未动，“材料”先行，把说的当成做的，规划当成现实，思路当成成绩，用总结材料“包装”工作实绩，工作刚刚开展就急着总结成果、鼓吹宣传。政策刚出台成效就汇总好了；任务才布置成果就整理好了；活动刚开展，经验就总结好了。
中部某省一个县刚制定奖扶措施打造一批“质量标杆”企业，没几天有关部门就总结了一大本厚厚的政绩材料。东北某县刚开完改善营商环境大会，不到一周市里就让汇报成果。秦巴山区的一个乡镇在当地推广农村垃圾分类处理做法，一个村刚接到在村里布点回收垃圾的任务没几天，就被要求上报落实成果，还要求拍照片为证。村支书一肚子意见说：“垃圾桶还没有运来呢，有啥成果可报？”很多地方没有成效就从材料上下功夫，有些是根据以前的材料改装的，有些甚至是在网上搜的。有些材料里的那些经验，不过是把其他地方的一些成功做法换了个地名而已。写材料比干工作跑得快，材料出经验、材料出成绩，材料出干部，成为名副其实的靠写材料来包装成绩，靠包装成绩来捞取政绩的形式主义典型。
履行职责签单式
干部履职尽责事关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老百姓的民生福利，因此，老百姓对干部履职尽责也最为关心。有的领导干部对待工作不主动，履职不尽责，在其位不谋其政，只充当一个上传下达的“传声筒”角色，遇事不敢担当，属于自己权限范围的事情也要事事请示，怕担责任，怕掉乌纱帽。个别地方频频出现安全事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管理者没有尽职履责，因小事处理不当不力酿成重大事件的，是认识疏忽、遇到问题踢皮球、责任缺失的后果。个别部门履职不顾事物本质、内容和效果，将形式绝对化、目的化，只重形式不重内容，不管部署什么工作，热衷于与基层和下属单位签订“责任状”，将责任下移，试图让下级的“责任状”成为自己的“免责单”。
签订责任状是为了真正将责任落实下去，工作做出成效，签订责任状之前将责任细化、分类，不同的对象把握不同的责任内容，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不会让责任状变成一种摆设。但一些地方将责任状泛化，经常造成履行职责的缺位和虚位，责任状“满天飞”，名为层层压实责任，实则不管下级是否有实际和能力来完成，将责任压给下级。
对待问题漠视式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缺点或者会犯一些错误。但是，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凡事明哲保身，不喜欢管闲事，对身边不良风气和违规问题态度漠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知情不报、听之任之，明知道身边有人身上有缺点，犯了错误，却对这些不良现象采用中庸之道，抱无所谓的态度。他们没有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勇气和动力，更没有勇气惩恶扬善。
更有甚者，个别党员干部明知不对，明知是缺点和错误，却要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搪塞，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辩护。他们非常“爱面子”，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缺点，更不愿意承认自己犯的错误，总是找理由，寻借口，文过饰非，甚至在组织向其了解情况时仍然编造谎言，捂住盖子，不说真话，企图蒙混过关，以维护自己的形象，保住自己的面子，结果适得其反，最终毁了自己的形象和降低了自己的人品素养，甚至掉进了泥潭不能自拔。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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