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本刊自即日起开设“我与改革开放”栏目，邀请人文社科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我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政策制定、实践推动等）”或“改革开放对我的影响”撰文，回顾改革开放政策制定、实践推进过程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反映改革开放对群体、个体，对理论研究、学术探索产生的重大影响。字数以3000字以内为宜。欢迎赐稿。
从学术上说，我的确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我今年88岁了。十年前，有人问我高龄，我回答说：年方三十。现在问我，我回答说：不惑之年。我说的是学术年龄——真正坐下来从事学术工作,也就是这四十年。
人的一生，正如人类历史发展一样，也会有一些关节点。1978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节点。这年十月，我回到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原单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工作。当时，我面临的是躺倒混日子，还是爬起来继续前行，对此，我有过内心斗争。从1976年到回到人大前这两年多时间，我曾经反复读《庄子》和《报任安书》，思想很消极。当时我写过一些充满消极情绪的诗，诸如“莫谓无才虚此生，才高未必即有成”“林秀风摧难为栋，野草轻贱吹又生”之类的东西，灰心得很。
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谢党的实事求是政策。城门失火并未殃及池鱼，我们这群人都安全着陆了。改革开放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获得重新执笔的勇气；改革开放社会大变化，吸引我关注现实问题并敢于发表意见；改革开放以来的安定团结局面，使我能有时间安下心干点正经活。
我说自己年方四十，不假。从学术上说，我的确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回到人大，我决心重新起步。我已经失去了十年，再耽误不起，已经没有了年龄资本，于是决心急起直追：“往事不宜频回首，荒园勤锄尚可春。况复柳媚山川绿，十年贻误日兼程。”
“十年贻误日兼程。”我的确是这样做的，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头两年，我着重学习马克思的早期经典著作，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曾在全国多所大学讲过这本书。1981年，我重新执笔为文，在《哲学研究》第8期发表《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第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二次转折》。从此，我有了信心，一发不可收拾。1982年，我参加我们所集体编著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并审读全稿；接着又主编了由我们所集体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本书，一本从纵向史的角度，一本从横向基本原理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这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算是开创性的。
1983年，我与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出版，又陆续与学生合著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总览》《被肢解的马克思》。完全属于我个人独著的是1987年出版的《走向历史的深处》，这本书曾由多家出版社出版，算是我此生得到鼓励最多的一本书。
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
我最得意的不是这些著作，而是1995年六十五岁我开始学电脑，而且学的是五笔。不是我钟情五笔，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作为一个江西人，来北京几十年，仍然是乡音无改，咬字不准，又不会拼音。逼上梁山，终于勉强学会五笔。自此以后，我的所有文章都是一字一字敲出来的，包括七本随笔。报社投稿，都是发电子版。朋友之间虽不再有鸿雁往来，但E-mail频传。前些年，我也赶时髦学会玩微信。我的朋友圈不大，主要是同事和学生。会微信，好处不少，见闻多了，避免老年人缺少交往的闭塞。有时和学生开点无伤大雅的小玩笑，增加点“老来乐”。我得到过一些荣誉，如三次吴玉章优秀著作奖、吴玉章终身成就奖、三次“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三次著作奖等。
写这些干什么，自我表功？不是。我只想从个人的遭遇说明如何对待知识分子政策的大道理：再好的东西放在垃圾桶里，就是垃圾；而垃圾放对了地方，可以变废为宝。我想起北京大学原副校长何芳川，我们曾在一起写文章差不多三年。他比我小九岁，在副校长位置上因急性白血病去世。英年早逝，十分可惜。我俩关系特殊。在收到参加追悼会的通知后，我惊愕不已，夜不能寐，曾以诗悼之：
犹记北招识君时，文采风流李杜诗。
落水幸喜未灭顶，翻身弹指痛仙逝。
祸福无常天难料，赤心不改世人知。
大才遽折应一哭，毁誉死后两由之。
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政策，感谢改革开放后宽松的政治环境，给我个人发挥一点余热创造了条件。我说“余热”不是客气，1980年重操旧业，发表文章时已经年过半百：“发有二毛鬓有丝，年近知命归来时。”但我没有因挫折而气馁，没有因年龄而颓唐，自我放逐，而是急起直追。因为，我们单位，我们学校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对我们没有任何歧视。光这一条，我就应该知恩感恩。由此我想起有的知识分子，往往因为一些个人挫折而入佛入道，当个佛系道系人物。开始时我也想走这条路，但我没有走，我仍然走马克思主义之路——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打下的一些基础，使我在理论良知上不可能走这条路。我在《得意拜孔，失意读庄》这篇文章中，曾经坦露过自己的矛盾心路。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这不是说，我下海发了财，腰缠万贯，或是有个一官半职。我始终是一介布衣，一生是个普通教员，依靠工资为生。我说是受益者，是说政治上的受益者。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事求是政策，我们就不过是一堆烂菜叶，扫进垃圾桶而已。
作为一名有着六十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是理所当然。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理所当然。不是因为信我才信仰，而是经过学习和研究才确立我的信仰。马克思说过，“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掌握了我，而不是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因为就我的浅薄知识而言，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哪种学说，其立场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其理论论证逻辑是如此严密，不可反驳；其实践效果是如此巨大。一个半世纪以来，它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得到如此众多学者的研究和人民的拥护。多少御用学者进行围剿和曲解，不能动其分毫；多少政府视其如洪水猛兽，无法阻止它的传播。在当今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照之光。它在中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