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力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关注中国、需要中国，中国的风景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憧憬。近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为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发展带有东亚发展型国家的一般特征，但是中国的规模更大，内部差异性也更大，发展的条件以及面临的挑战因此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完整地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前景的一个出发点。
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
在非西方世界，东亚是唯一的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地区。主流的理论解释是东亚地区存在一个共同的发展模式，有着发展导向的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制定发展计划，促使经济起飞。研究社会政策的学者进一步指出，东亚地区的社会政策也是以发展为导向的。和欧洲福利国家模式不同，东亚地区的政府福利支出较少，集中资源发展经济，反对投向消费性的社会福利项目；和英美后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也不同，东亚地区认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应该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对立，政府的社会支出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等“生产性”领域。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发展第一，社会发展第二，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改变了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在20世纪80、90年代，它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先后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的发展具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但是又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中国既有发展，又有转型，转型也给发展注入了活力。中国不仅需要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为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也需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释放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空间和资源，使得经济发展能够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改革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单位体制的变化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市场改革如何深化，市场经济怎样与社会主义的普惠原则相结合，是中国在发展实践中仍然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地域广阔，内部差别很大。在理论化的东亚模式中，学者们对发展型国家的关注不区分中央和地方，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却大不相同。中国仅仅依靠一个发展型的中央政府远远不够，还需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得乡镇、县、市等都要成为发展型政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规模和体量是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不具备的优势，这是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的必要条件，使中国的发展潜力更大。同时，地区之间的差别有助于形成不同的创新经验，这也是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但是与之相伴的挑战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尤其是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如何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地方政府如何成为发展型政府？中国在这方面积累了有用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指出，除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之外，中国还充分利用了干部人事管理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这一自上而下的体制和发展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结合起来，促进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创新。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国情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发展主要是地方现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乡镇区县成为发展型政府的经验值得关注和借鉴。
第三个特点是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有着根本区别。近现代世界的贸易体系和经济发展由海洋型国家主导，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与这样的世界体系有着很强的亲和度。受中原文化影响相对较少的广东和福建有着很长的参与南海贸易和“下南洋”的历史，建立了和海洋的联系，反而顺应了世界变化的大势。中国的对外开放始于东南沿海因此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大陆型国家在一个海权主导的世界秩序中积极寻求新定位的过程。这是一个长期学习和调整的过程，因此会给中国的发展不断注入活力。
新的发展动力何在
在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何在？从主要依靠经济发展到既依靠经济发展，也依靠社会政策，发挥“两条腿走路”的优势，中国的社会发展可以获得新的动力。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还很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可以继续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积极的社会政策有大有所为的前景。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两条腿走路”，可以推动更加均衡也更可持续的社会发展。
在经济发展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重大意义，对中国今后的社会发展有着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它能够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可望缩小。由于经济发展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社会发展因此有望更加均衡。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本地就业和城市化，能够把经济发展有效转化为社会发展，这一趋势已经出现。所以，“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把中国变成一个更加开放的大陆型国家，既能推动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能推动它们的社会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中高收入的国家，为了继续保持崛起的动力和势头，需要迈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这“两条腿”，扩大经济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参与发展的机会，提升全社会参与发展的能力，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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