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行政管理人类学是人类学和行政管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主要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论和视野，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将人类学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跨文化比较等理论视野应用于行政组织、行政运作、人事行政、财务行政、公务管理以及公务伦理实践之中，让行政领导如同人类学家走进田野一样，学会走进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资料，获悉民众需要什么，这样才能在制定政策和落实政策过程中有的放矢。放下“官架”与“权力”，走进基层，参与调查，学会主客位的换位思考。学会聆听下属以及人民群众不同的声音，让权力真正的用于民，造福于民。
【关键词】行政领导 领导素质 行政管理民族志 调查研究 工作方法
【中图分类号】 D26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3.009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人民、党和政府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将不断提高。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才能更好地面对新的挑战。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还强调，要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工程，具有多重路径。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建设，就要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能否保持党和党的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领导干部素质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加强作风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本文所论述的“领导干部”为一特定概念，指在正式的社会组织中，经合法途径被任用而担任一定职务、履行特定职能、掌握一定权力、肩负某种领导责任的个人和集体，领导干部运用权力或权威对组织成员进行引导或施加影响，以使组织成员自觉地与领导者一道去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领导者在组织中担负起引导和服务两个方面的职责。行政领导者是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关键要素，行政管理过程学派认为，行政管理就是对人力和其他资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快速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管理者通过做出决策、分配资源、指导被管理者等一系列活动来实现工作目标。因此，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管理人类学并非孤立地研究管理问题，而是将管理放到政治“亲属制度”、宗教仪式等构成社会文化整体的系统中去观察分析。人们建立组织，进行计划“领导”控制的动机由其文化传统所决定，是与社会文化整体相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行为。
行政管理注重效能和效率。领导干部通过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监督和改革等方式，最优化地实现预定任务，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但管理机制并非空中楼阁，准确地说，任何管理行为，实则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也就说主体与客体都是人，而人类学恰好就是研究人的一门学科。强调领导干部学习人类学，并非借用人类学的学术范畴去引导领导干部“高深莫测”或者学术式的“高大上”，而是借用人类学既有且比较成熟的方法论与理论范式，让领导干部在处理行政管理的事务中多一些“接地气”的方法，从而在行政管理事务中做到真正的有的放矢和高效的管理。
人类学对人的研究，既关注人的生物性特征，更关注人的社会文化特性，倾向于从社会与文化的视角来剖析人的共性与差异性。人类学所采用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主位与客位、文化相对论、文化与人格理论、文化功能主义等方法和理论视野，能够从多个角度认识人的本性，理解人的行为动机，把握人的心理特点，客观评价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真正把握人的生物与文化需求，进而为领导干部提供参考，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管理效率，在不违背基本人性原则的前提下，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
从最初欧美学者对“异文化”的涉猎，到如今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及领域，如与哲学、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心理学、艺术学，旅游学、影视学、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结合延展成新的学科分支，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已经渐趋成熟。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论、民族志的独特书写文化与其他多个学科新的学术生命力与实践创新力，实现了超越原本学科所能想象的质的飞跃，获得了全新的发展前景。行政管理人类学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应时代及现代行政管理的要求，形成的一门关于行政管理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行政管理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就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使人力、财力、物力相互协作达到最高效率。因此，领导干部学点人类学，是提高管理潜质和能力的一条重要且有效的路径，值得探讨。
作为理论指导的行政管理人类学
行政管理人类学作为一门理论指导的学科是通过人们长期实践过程总结而来的。人类学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并非空穴来风，这需要从行政管理学科发展的三个阶段谈起。行政管理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大约是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这一时期被称为行政管理的传统时期，是行政管理学的提出与摸索时期，主要研究如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节省开支，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实现组织系统化、工作方法程序化、机关事务计划化、工作要求标准化等，以达到权责分明，追求实效。但其理论缺陷在于过分重视行政管理效率的机械化，行政组织系统过于封闭，强调物质最大化，而忽视人的精神因素。
行政管理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即行为科学时期，人类学开始介入行政管理。这一时期由于科学管理和行为科学等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引进，行政管理学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加入人类学因子的行政管理学开始转向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人的行为和心理因素以及人与周围环境关系进行研究，并注意激发人的积极因素。
1927年到193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George Elton Mayo等人通过霍桑实验，提出人际关系理论。美国系统组织理论创始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Chester Barnard在《执行者的职能》中提出均衡理论。美国管理学家和社会经济组织决策管理大师Herbert A. Simon开创了以行政决策为重点的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他从人的有限理性出发，把决策理论、数学方法、计算机学融为一个新的研究体系。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只重视行政组织机构、规章制度、法令以及责权分配，转变为更重视行政管理中组织成员的意见沟通；从只重视监督制裁到重视激发人的积极性；由专断领导到民主管理；由“重事”到“重人”。而这一时期恰巧是应用人类学的兴起时期。
在行政管理人类学中，行政管理是根据国家法律推行政务的组织活动，而行政组织的职员或者可以说干部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组成，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干部通过上级领导干部参与和执行一切的行政事务，如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并且把执行后的决策结果落实到普通民众身上。在看似庞杂机械的行政管理系统中，实质的落脚点则是：行政领导—行政职员—人民群众。这也诠释了行政管理事务的最终结点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在行政人类学的视野里，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也正是行政管理人类学视野的独特之处。行政管理学将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即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并结合人类学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跨文化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组织、行政运作、人事行政、财务行政、公务管理以及公务伦理中，从而让领导干部学会走进基层，如人类学家走进田野一样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资料。
在领导干部下基层的过程中，应当像人类学家一样，运用专业的调查方法，去参与观察，在观察过程中，领导干部应当给自己提出以下问题：观察什么以及如何观察？参与什么以及如何参与？与谁对话？参与到什么人群中去？以及参与到什么程度？结论是什么？发现问题该怎么解决？领导干部自己应该理清调查研究过程中的各种关系，用调查的事实情况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这对领导干部明确调查研究目的具有强烈的启发意义。调查者仅仅是沉浸在他者的生活中，比如只是与基层、下属和民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不足以理解基层生活；除去对他人所作所为以及对他人彼此互动所产生事件的某种被动观察外，他还需要进行不同形式系统化、深入的观察，涵盖到他人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这些系统化的调查要求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在行政管理中，作为执政者或者决策者要了解民众需要什么，这样才能在制定政策和落实政策过程中有的放矢，放下“官架”与“权力”学会换位思考，学会聆听下属以及人民群众不同的声音，而不是一味用自己固有的“常识”去判断。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以梁家河今昔对比为主题的演讲，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富有人类学特征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
走进田野、全面考察、调查研究，要求领导干部把调查对象——人民群众放在首位，领导干部走进民众生活，即走进田野，与老百姓同吃同住，把当地人对自己生活和文化以及他们的需求作为调查和研究的主要目标。文化相对论一般采用文化主位研究法，要求研究者客观地看待被研究的对象，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被研究者的文化。参与观察，设身处地思考和分析梁家河老百姓的需求，得出最简单和质朴的调查结果即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让老百姓吃上肉。当然作为研究者、决策者的领导干部不能只是用主位角度去思考问题，还应该跳出主位，用宏观的视角去看待整个问题，即客位，这里就是我们所要阐述的行政管理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论，要理论联系实际，点面结合，把小事情放在大环境里去研究。
必须强调，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事务都是由产生因素、行动表现、参与者、行为结果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独立体；同时，各种事务之间也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如果忽略这种关联性，孤立地看待某个事务，那么，极有可能会误解其本质。在这个案例分析中，作为一个调查者，习近平的田野主位调查研究结果是老百姓需要吃饱饭、吃上肉，但作为一个国家主席，其客位研究结果是老百姓不仅仅是要吃上肉，还要实现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梦、真正的中国梦、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居有定所、老有所依、普及教育、遍及医疗等。因为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
作为方法论的行政管理民族志
笔者曾经指出，民族志是人类学的品牌，在人类学理论著作中，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研究载体，但更多地是指人类学家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特定文化及社会搜集制作资料、记录、评论，并以人类学的理论视野来解释此类观察结果的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作为一种典型的定性研究方法，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写作文本。它将结构性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者直觉进行有机组合，并与其他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联合在一起，以达到研究目的。
目前，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形成新的交叉学科。民族志对于不同领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参与观察，民族志研究者花费时间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通过他们每天要做的事情来了解他们；自然状态下的民族志，指的是在参与者实际生活、工作和休息的地域开展实地研究；运用他者语言的民族志，指的是研究发现并采用参与者的词语，运用他们的语言和语调；整体观，指人们的行为或思想通过其日常生活的点滴，被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学家对一切潜在的联系持开放的态度。虽然人类学家运用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人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但都是围绕着这四个核心开展的。
作为方法论的行政管理民族志需要领导干部走进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采用参与观察法、文化相对论，即主客位结合法、跨文化比较法、文化整体论而形成的一种完整的行政管理写作文本。运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领导干部与政治、管理、工作方法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以人类学的民族志工作方法为指导，让领导干部学会调查研究、学会观察、学会聆听、学会换位思考。行政管理民族志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选择田野点研究分析对象；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途径搜集民族志资料；提出行政管理民族志问题；进行民族志分析；书写民族志。
在行政管理人类学中，领导干部的决策至关重要，如果对决策的受众和文化背景思维模式不够了解，就会造成政策执行的效率低下，同时导致受众的抵制乃至反抗。一项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多方人员的参与，而非武断地将“自已”想当然的设想强加于他人身上，否定他人的能力。政策制定不仅要集中管理者的多方观点，更要广泛征求政策实施对象的意见，鼓励当事人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主人翁”意识，以保证最终的政策能够使实施对象受益。行政管理民族志研究的田野点，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组织和机构以及群众中。行政管理民族志的田野对象则是执行公务的行政工作人员，决策落实点的普通老百姓。行政管理人类学要重视行政系统与外界环境、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
在行政管理民族志中，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田野点可以分为两块：第一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组织，即要重视行政系统内在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既要强调行政组织结构、工作程序等因素，又要强调人的因素。一个决策的形成和执行，需要行政组织内成员共同努力，任何组织的员工都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组成的。因此，就领导者而言，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和了解，识别出文化差异存在的地方，是与被领导者之间相互理解并建立积极友好工作氛围的最关键一步。在这个田野点里，领导干部不能仅仅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常识，凌驾于员工之上，而是要放下“官架”走进基层，虚心倾听下属意见，并进行仔细观察。现代领导不能再仅靠权威去管理下属，而是需要更加智慧的管理方式，能够游刃有余地换位思考，积极处理与员工的关系问题，调动下属的积极性，才能真正地提高工作效率。若不能让下属心服口服、没有抵触情绪地干活，那政绩、业绩就真如浮云，与其无缘了。与此同时还必须取得同事和下属的信任，且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不应当只是简单的、冷漠的上下级关系。
行政管理人类学民族志第二田野点工作对象，就是领导干部必须要走进决策最终受众群体，即人民群众之中，因为决策的最终承载者是人民群众。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是每一项决策的目的。在每一项决策形成之前，领导干部需要走进决策需求现场即走进行政管理民族志的田野，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即以主位的身份，参与观察，切身体验，了解老百姓真实的行为动机和真实需求，把调查对象放在第一位，把当地老百姓对社会和文化的认识及观点作为调查和研究的主要目标，深入和全面地了解当地群众文化体系，熟悉他们的民族性、价值观、伦理道德、生活习俗等，然后提出行政管理民族志的问题，即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接着从客位的角度，即研究者自身的角度去研究和理解文化，以客观公正的标准对被调查对象的心理和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即民族志分析，用文化整体观和文化相对论、跨文化比较等理论范式进行分析，并对研究对象的实际材料进行应用，从而提出自己客观的看法和解释。
以当年安徽省小岗村书记沈浩的工作为例，2004年2月，沈浩从安徽省财政厅被选派到这里担任第一书记时，村民们都认为沈浩是来“镀金”的。上任一个多月，沈浩把全村108户人家跑了个遍，几个月后，就开始建设通村公路，为了节约资金，也为了凝聚村民的干劲儿，沈浩和大家商量决定由村民出工干。之后几年，村里发展起粮食、葡萄规模种植等一系列现代农业。2006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这时沈浩的任职即将结束，小岗人用他们特有的按红手印的方式，留下了沈浩。而2009年底，沈浩的第二轮任职期又要到了，村民们再次用红手印请求他留下时，45岁的沈浩却因心脏病突发，倒在了小岗村。小岗人在挽留沈浩的请愿书上第三次按上红手印，留下了沈浩的骨灰，把沈浩永远留在了小岗村。在这个案例中，作为委派干部的沈浩，以客位的角色切身力行地走进田野，参与调查，走访了全村108户，了解小岗村老百姓所需，并且能够以主客位相结合的视角，客观地做出自己的田野民族志，通过这些一手田野民族志，做出正确决策，帮助小岗村民修路，发展粮食与葡萄种植业。决策实施的结果是当地百姓的人均收入由他上任时的2300元，提高到12000多元。
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2011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摘登了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的部分下乡日记，引起社会关注，“干部下乡”成为探讨热点。2011年4月26日、5月25日、6月23日，刘维佳三次造访贫困村——山西长治市沁县册村镇温庄。在其下乡日记中，他是这样记录的：“这一次可算得上‘轻车简从’，不但没带秘书，而且是搭乘省扶贫办的公用车，只是带上了住村所需的被褥。为避免层层陪同，不干扰市县乡同志的工作，也就一概没和他们打招呼。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悄悄在村里住下，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在这期间，刘维佳通过和当地百姓一起劳动吃住，发现了以下问题：
由于成本高，当地并没有普及农机耕种，老百姓更多的是用牛耕地，而这些用牛耕地的多数都是老年人，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来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继而他又发现前几年给村里投资的百亩喷灌项目，因为村里穷没法修理被烧坏的电表、水表和水泵导致灌溉管闲置，百亩灌溉项目停滞。而且村里自发修的“千女水库”因为渠道坏了，即便灌溉管有水也没办法灌溉，注意到“百亩喷灌”和千女水库的尴尬境地后，刘维佳在日记里写下：“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由于刘维佳的田野调查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上级政府资助温庄建设，村里的灌溉工程修好了，并且田间路和新的项目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学生村官任江辉说，修设备花了约一万元，是上级政府帮助解决的费用。因村里部分田间路只有一两米宽，部分农机不能通行，县发改局还承诺帮助村里修一条2500米的田间路。
刘维佳7000多字的领导干部下乡日记，就是一篇非常典型的行政管理民族志报告，他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真正地应用了行政管理民族志的方法，如第一步选择田野点—贫困村—山西长治市沁县册村镇温庄；第二步，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等途径搜集行政管理民族志资料；第三步，提出行政管理民族志问题并进行分析，如他在日记中写道的：“看来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第四步，书写民族志、下乡的日记以及汇报材料。走进田野，可以让领导了解最真实的民情。放下架子、俯下身子、走下车子，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掌握好第一手资料，才能最真实的了解民情，才能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也正是行政管理民族志的作用。
毛泽东论调查研究对领导干部学习人类学的启示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在现代仍然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现实意义。从毛泽东诸多有关工作方法论的理论中，如调查研究要坚持群众路线——“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调查研究必须点面结合——“不但要走马看花，也要下马看花”、鞍钢宪法等理论，其方法论和理论视野与行政管理人类学的方法论及视野非常契合。
比如毛泽东所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从认识论上说，就是特别重视调查研究的过程。这就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的工作路线有机统一起来。领导干部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首先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群众做调查工作。做到从群众中来，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认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号召群众实行起来、化作他们自觉的行动，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该制度后来被称作“鞍钢宪法”。以行政管理人类学视角来分析，“鞍钢宪法”的制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政管理人类学案例，也是一个典型的行政管理民族志。
在这个案例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济为鉴戒，把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鞍山钢铁厂作为调查研究对象，特派彭真赴鞍钢检查、指导，同时鞍山市委也做出积极响应，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起草了5000多字的《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11日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对鞍钢市委的调查报告做具体分析，并且做长篇批示，这也是“鞍钢宪法”的由来。在这个案例中，毛泽东并没有亲临第一田野点，而是通过分析鞍山市委的调查资料来做出决策，毛泽东所说的《鞍钢宪法》也是经过领导、专家从“报告”中归纳得出的。
毛泽东打破了原有的“马钢宪法”，即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企业行政管理方法，通过具体专家和领导对工厂第一线领导干部、技术员、工人群众的实地调查，得出第一手的田野资料，他在这些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点面结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初期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全面而又科学的总结，改革了以往生搬苏联的一些强调领导者绝对权威的管理制度。通过民主以及人性化的管理，让领导干部去第一线，与工人和技术员一起参与技术和生产，让工人参与管理，让管理真正地落到实处，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团队合作，让企业管理和效益最大化。毛泽东对《鞍钢宪法》的批示，是在有关人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人类学中被称为二手资料分析法，指调查研究者因各种原因未亲自去田野调查，但通过对他人调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应用人类学理论和视角，做出客观分析并得出结论的一种研究方法。
在人类学经典著作中，不乏以二手资料分析法而完成的优秀成果，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人类学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著作《菊与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的占领政策。面对陌生的日本，西方人无法理解日本在战争中的一些举动，也不能预测日本下一步将如何行事。因此美国政府特地组织了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从事有关日本的专题研究。1944年6月，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接受政府的委托开始研究日本。她在无法踏足日本本土的不利条件下，运用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及文化模式理论分析了日本的国民性，推断日本政府会投降，并提出美国应保留日本天皇而不宜直接统治日本的重要建议。在战后的1946年，Ruth Benedict将该研究成果整理成书，以《菊与刀》作书名出版。该书的出版立刻引起日本国内的强烈反响；也被学界公认为有关国民性研究的最富代表性的成功个案，甚至被誉为“现代日本学”的发端。这部书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与作者人类学调查研究原始资料二次分析方法的熟练掌握和出色运用是分不开的。如果按照具体学科精细的划分，《菊与刀》乃是行政管理人类学范畴的经典著作。
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都是从实地调查研究开始的，如毛泽东思想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鞍钢宪法”这些理论以及政策确立的第一步，都是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且必须明确调查目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在毛泽东看来，要解决实际问题，显然不能“闭门造车”，凭想象来解决，而是要通过一定的有意识、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掌握其基本的情况和发生原因，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而要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社会调查，“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领导干部必须要有端正的身份定位，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做老百姓的学生和朋友，从群众中发现真正的问题。“群众路线”是毛泽东调查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正在按照这样的方法论原则，主动与被调查者“同吃、同住、同劳动”，比如毛泽东经常与农民拉家常、请农民吃饭、给农民被子等。这样的态度和行为，使毛泽东在调查中能够与作为被调查对象的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也使得被调查者能够讲实话、讲真话。
行政管理人类学理论中，领导干部理解和了解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真实桎梏，才能够使政策制定者发展出一套可行的政策制定计划和方式，而且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念也会产生变化，不会仅仅从利益角度出发来满足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建立在理解文化背景和文化中人们行为动机和真实需求的角度思索新的价值视角。公共政策制定者会认识到，即使在当时是合理的，时过境迁后也将有可能存在不合理之处，为情势所致，决策者可能要对不可理喻的决策部分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正，这种调整和修正既可能来自于公共政策者自身的经验和反省，也是出于文化认同和对社会发展的责任。
结论：领导干部必须学会和应用人类学
当前，在我国行政管理体系内，政策制定均是遵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性原则。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种政策制定过程均是客位行为主导下的行政行为。而人类学研究一直强调主位的重要性，始终把主位的思想、行为作为重要的信息和资料进行处理。行政管理中强调主位视角就是要多听取当事人的观点，尊重当事人的话语权，给予他们发表个人意见的机会和权力，鼓励公众参与发展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从行政管理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民众是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对象，要实现有效管理，同样离不开对他们的了解。只有了解他们的基本心理以及社会文化特征，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行政管理学将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即通过将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结合人类学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跨文化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中行政组织、行政运作、人事行政、财务行政、公务管理以及公务伦理中。在行政管理人类学中，身为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决策者即领导干部在学习和实践人类学理论时首先应该学会：
放下身段走进“田野”。在行政管理的任何范畴，要想让一项政策或者决策真正地落实到位，领导干部必须放下自己的身段，也就是官架子，走进田野，也就是要去第一线去调查研究。这样既可以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又能够掌握不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感受群众的冷暖疾苦，最终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提高各项工作的实效。
有的领导干部也走基层，但下基层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还在机关，让下面“好好准备准备”的通知早已下去了，甚至连走访对象见了领导说什么都“排练”好了；有的领导下乡调研用警车开道，记者拍照，陪同下乡的领导班子一拨又一拨，路线反复修订，考察检查的方案制定了一套又一套，大小车辆前呼后拥，走起来大队人马，坐下来一大片，可谓阵容强大，引起基层干部群众的反感，下基层变味成了“吓基层”。由此可见，要想让调查研究不“走调”，就必须弘扬求真务实精神。
如托马斯所言，我们常常对研究对象抱有傲慢和恩赐的态度，但长时间同他们在一起、打成一片则会削弱这种绝对优越感，以观察为依据的经验使从前诸多基本推测越发不可相信。只有放下自己身段，俯下身子、走下车子，放下自己的优越感，以主位的角色真正地融入到基层群众中，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参与观察，才能了解当地百姓真正的需求，才会发现以前自己在办公室里理所当然的想象与田野调查事实之间的差距。走进田野的最终目的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和办好事，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要带着政策去田野，带着课题去田野，带着问题去田野，带着情感去田野，带着责任去田野，将为基层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视为最大的政绩。走进调查的田野点，才能实现将手里的权力真正地为民所用，为老百姓谋福祉。
主客相宜，换位思考（主客位）。主客相宜要求领导干部无论在进入田野调研或者在处理各种行政事务时，都应该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度，融入当地，了解调查对象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以当地人的角度去思考和分析问题，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换位思考。当然作为一个决策者，当你身体力行地获得第一手资料时，还要转换回你客位的身份，即调查者或者研究者的身份，用历史和文化比较的观点去分析获取的田野资料，从而获得比较客观的结论和决策。
行政管理人类学方法论中有关主位与客位的规范，能够帮助研究者避免在行政管理事务中“自我为大”的观念，从人类学文化角度分析，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也就是主位和客位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群体。因为文化背景不同，主位和客位对同一事物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和需求，同时也会做出不同的行动。所以领导在进入田野点的时候，首先抛掉自身所固有的“自我为中心”的状态，由客位转为主位角色，姿态放低，融入到所要调查的群体中，站在被调查者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尊重被调查对象的人格，维护被调查对象利益，以人文本，坚持学术伦理与社会伦理并存的学科态度。这样调查的结果才能客观和详实，并不带有个人偏见。
放下“常识”与“权力”，学会倾听。“常识”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对文化所做的表达方式，“常识”深深嵌入我们通过感觉获取的经验和各种权术政治中，领导干部通常会以固有的“常识”或者“经验”等比较主观的态度做决策。权力是领导者表现自己管理手段的体现，但无数事实证明，过分保持和夸大这种权力就会存在私人欲望，就会产生滥用权力的现象，滥用权力是对权力价值的破坏。任何权力都有一定的限制和范围，如果硬要突破这种限制和范围就会形成“权力扩张”，最终会危及受众群的利益。文化人类学强调“文化”在人类学领域的奠基性功能，那么，哪一种“文化”不是一种形形色色的“权力”场域呢？不管是偏僻遥远、人迹罕至的“江湖之远”，或者是繁华似锦、光怪陆离的“庙堂之高”，都有自己独特的具有排它性质的“文化”，而这种人种与文化差异之下的“排它性”，正是“权力”滋生的肥沃土壤。常识与经验限制并塑造了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我们在怀疑其他人是否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同时，却不能摆脱自身经验框架的局限。
所以，领导干部在与下属或者当地群众交流的时候，首先应该放下固有的常识和权力，学会倾听。第一时间要考虑的不是怎样改变对方，而是怎样让对方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想让下属表达意见的最佳方案不是说，而是问。这不是虚伪，为了最终统一思想，必须要让下属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领导只能负责总结，不能负责开篇立论。这就是领导为什么必须最后才说话。
放宽“眼界”把握全局（文化的整体观）。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实行科层制管理，社会分工较为细密，行业分割越来越细，这导致一些行业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社会分工的职业化使人们在认识、处理一些行政事务的过程中过于强调自身领域的特殊性，而忽视了作为整体社会组成部分的各项事务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这种过于细化的分工导致公共事务的处理往往会顾此失彼，难于得到圆满的解决。行政管理人类学方法论中的整体观不仅强调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它还强调具体文化要素与整体社会之间的不可分割性。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良性运行和稳定发展离不开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协调与正常发挥。任何一项事务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均会对社会整体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得力于各种构成要素的有机配合。
就一个整体社会而言，其构成要素具有可分割性与独立性，领导干部在处理具体行政事务中，往往容易顾此失彼，难于周全考虑各种事务之间的关联性，从而违背人类学的整体观原则；而任何一项行政管理事务在具有自身特殊性的同时，又与其他事务相关联。在处理一些事务时，若领导干部只看到事务本身的特性，而忽略了事务之间的关联性势必会导致对事务的认识出现偏差，由此得出的结论和采取的措施往往适得其反。比如行政管理事务中的民族事务与宗教事务在民族地区往往相互交织。民族文化、宗教乃至于政治、经济均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孤立地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就无法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总之，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闭幕，合理解决我国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作为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以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为主要工作任务。人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特殊视角以及主客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能够帮助领导干部更好地认识自身，更好地发掘群众的真实想法，更全面地收集多方资料来制定真正有效的方针政策，从而进一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国梦。
（汕头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颖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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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马冰莹
Leading Officials Should Know Anthropology
—Academic Preparations for Improving Leadership Abilities and Skills
Tian Guang Yu Hong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thropology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at combine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tudies with anthropology. It emphasizes using anthropological methodology and perspectives, including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such a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nsive interviewing, and applying variou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uch as anthropological cultural relativism, cultural holism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to the practice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public sector ethics, so that the leading officials can conduct investigations and surveys at the primary-level communities like the anthropologists' field work; get first-hand information, learn what people need, and formulate problem-oriented policies; discard the "official airs",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level investigations and surveys, and think like the ordinary people; and learn to listen to the voices of their subordinates and the people, and ensure that the power is truly for the people and benefits the people.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leadership quality,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ethnography, survey research, work methodology
田广，汕头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经济人类学、跨文化管理。主要著作有《泛市场化批判》等。禹虹，美国凯什斯伍克学院语言与文化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