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嘉宾】
王培章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副局长
杨宜勇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许正中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易昌良 国家发改委中国发展网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教授
【主持人】
崔志刚 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主播
王培章：将中国品牌打造成全球知名品牌
人与人之间信用不足的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随着大数据、互联网的兴起，未来会形成大数据时代或者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信用社会，例如，大家不需要知道我的真名，但只要看到我微信的昵称就会得到我的一些相关信息，未来中国的发展一定是更多的规则靠大家建立。未来政府将在规则制定中发挥引导和主导的作用，这样未来的信用建设体系会成本低收益大，无论是企业和各方面主体都可以获得更大收益。
信用治理也与我的职业有关，我近期在商标协会做中国企业品牌建设。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化治理过程中，将中国企业品牌打造成全球知名品牌，是社会治理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国2017年10月全国商标申请量达到511万件，同2008年相比，增长了7到8倍。这样的增长速度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好事，但是商标使用也面临很大的问题，中国品牌的价值跟全球平均价值存在一定的差距，下一步我们需要去按照工商总局提出的商标品牌战略，引导企业提高商标品牌运用的水平，增加每一个品牌的无形资产的价值，通过品牌的价值、美誉度、知名度和竞争力的提升，使消费者、国际竞争者尊重中国品牌，使中国品牌在引领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助力企业品牌赢得市场先机。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是品牌建设的灵魂。我们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引导企业加强品牌培育，从重视商标注册向重视商标使用转变，从打造区域品牌向打造全球知名品牌转变，指导企业在新消费时代拿出久久为功的韧劲，以诚信经营、质量提升，赢取消费者对于商品服务的信任和肯定，提升自己的品牌价值，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
杨宜勇：中国正处在社会信用爬坡上坎的关键时期
中国重视信用古已有之。古人有言:“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所谓信用是指依附在个人之间、单位之间和商品交易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信任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则要求“当事人对他人诚实不欺，讲求信用、恪守诺言，并且在合同的内容、意义及适用等方面产生纠纷时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来解释合同”。总而言之，信用是现实经济运行的基石之一。
1978年以来，我国开始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些人的社会信用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滑坡。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高度重视社会信用，政府建立了针对老赖的黑名单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目的是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促使被执行人积极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促进执行工作的重要举措。自2013年10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施行以来，社会公众登录最高人民法院网站(www.court.gov.cn)，点击“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一栏，就可以查询到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录入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进一步提出：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采集和分类管理标准，推动地方、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及互联互通，逐步消除“信息孤岛”，构建信息共享机制，让失信行为无处藏身。
立足当前，在中国社会信用爬坡上坎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构建现代化的社会信用体系。众所周知，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旨在建立一个适合信用交易发展的市场环境，保证国家的市场经济向信用经济方向转变，即从以原始支付手段为主流的市场交易方式向以信用交易为主流的市场交易方式的健康转变。社会信用体系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市场规则，既有利于市场规范的建立，又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根据国家发展规划，未来以政务、商务、社会、司法等四大领域为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方案将实现社会信用的全面覆盖。
要大力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所谓政府信用是社会公众对一个政府守约重诺的意愿、能力和行为的评价，是在政治委托一代理关系中产生的代理人信用，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切不可忽视。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在辽宁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把讲诚信排在首位，可见其重要性。政府信用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主要内容，也同样强调言行的客观后果，既考量政府行为对公众和社会的影响，同时又兼顾公众和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看法和态度。因此，政府信用体系建设是重中之重。政府讲求信用需要政府的自觉，其能够提高政府能力、克服信任危机、提升政府形象。政府信用内含着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示范意识，这些意识反映了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性、规则性、责任性和示范性的特点。政府信用强调处理好与公众、企业、市场、社会等若干公共关系，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同时，政府的公信力也体现于这些公共关系当中，由这些公共关系反映出来。
现代经济活动中的政府信用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一方的借贷活动，即政府作为债权人或债务人的信用，是一种古老的信用形式，主要表现在政府作为债务人而形成的负债。目前，政府信用主要有内债和外债两种形式。内债以发行政府公债、发行国库券、发行专项债券和向银行透支或借款为主。外债则主要表现为政府间借贷和向国际金融机构借贷。政府不能不守信用，不能过度透支信用。因此，政府信用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现阶段我国行政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改善政府治理状况，推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增强政府对公众的责任感和回应力，进而不断提升政府信用。
除了政府信用之外，当前还要大力加强企业信用体系、社会组织信用体系、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必须明确，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为核心；以信用服务市场的培育和形成为动力；以信用服务行业主体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为支撑；以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作保障的国家社会治理机制。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增强社会成员诚信意识，营造优良信用环境，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促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长期性、系统性和复杂性，要强化顶层设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全局，系统规划，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
毛寿龙：信用的秩序维度
从单个人或者企业来讲，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不轻易改变，本身就意味着信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你变了我不变，我是守信你是不守信的，我一直保持不变的状态，就是有信用。但是变化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改革创新就是要有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信用。从信用的秩序维度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和企业的信用，实际上是大大增加了。为什么呢？因为从治理和秩序维度来说，国家界定的抽象的可交易的权利给了我们很大的信用，而中国国内市场秩序的成长，参与国际市场秩序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升，其结果是我们的秩序维度的信用提升了。所以，信用是有秩序维度的，与个人和企业的言行有关，而且与秩序维度的成长也有很大的关系。
有效的国家治理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是如何界定抽象的可交易的权利。这种权利界定得越多，市场秩序发展的空间越大，深度越深。其结果不仅大家的财富增加了，而且信用度也会大大提升。所以，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过程中，经济开始变成信用经济，社会开始变成信用社会，政府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信用。
信用社会不仅是来自于每个人和企业的守信言论和行为，更来自于秩序维度的成长。原始秩序维度的成长让信用社会依靠秩序维度来判断是否有信用，而与具体的行为并无多大的关系，因为在原始秩序里个人或者企业无论表现如何，我们都能知道是什么意思。国家秩序维度的成长，让抽象权利得以替代具体的无法流动的权利。市场秩序的成长则让抽象权利具有更多的交易空间和流动性，从而获得更高的价值，并让信用得以放大。
许正中：政府信任力重塑是智信社会治理的关键
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文明不断攀升，人类告别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正在跨入智信社会的门槛，智信社会的技术基础设施是智慧地球，其主体经济形态为信用经济。可以说，全球化到了信用化的新时代。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了著名的“塔西佗陷阱”。他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管理的部门，它的一切行为都要以公共信任为前提和基础，提升政府信任力既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步伐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智信社会转型过程中，构建新型的政府信任力机制，提升政府信任力是关键中的关键。
人类已经进入云物大智支撑的智信社会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在大数据新时代，数据将取代石油成为最重要的能源，人们可以通过对海量、动态、高增长、多元化、多样化数据的高速处理，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提高公共决策能力，使得政府决策的基础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的“全体数据”。政府树立大数据意识，促进相关数据完全共享，更多地依赖数据进行决策，可以实现从以有限个案为基础向“用数据说话”转变的全新决策。
大数据时代的政府信任力需要重塑。政府信任力从根本上来说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是民众对政府人员信任、机构信任、制度信任、政策信任的总称。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国家整体治理水平，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体现在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大数据作为一项重要的技术变革对国家治理模式产生巨大影响，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人类解决“数据协作”中的数据真实性、可靠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作为信任连接器，它不需要机构将数据共享出来，就可以把数据协作的过程，包括数据请求、数据提供、数据评价等过程信息记录在区块链上，借助区块链这种去中心化的方式来保证这些过程信息的不可篡改，永久可追溯。基于这些信息，逐步建立起一套公开透明的数据质量评价体系，从而让数据提供方输出的结果日趋真实和可信。基于这些真实数据而提供的服务能力也更加有效。政府信任力的建构遇到了大数据时代的挑战，数据开放推动政府从“权威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
大数据对政府信任力技术政治生态提出新要求。同时，大数据时代公众信息安全考验着政府的应对能力。大数据时代的伦理包含身份、隐私、所有权和信誉四大核心要素，借助于对大数据的收集、挖掘和分析，政府和一些网站甚至可以预测个体的行为，个人在大数据面前愈发显得真实透明。在大数据传播过程中，政府和一些大公司通过对大数据的控制强化了对公众和社会的控制：购物网站收集着个人的购物偏好，新闻网站关注着公民的浏览内容和阅读习惯，网络通信工具则控制着公众的社交关系网。公众的原始数据往往暴露在强大的数据分析技术之前，公众往往无法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甚至毫无隐私可言。
在传统社会，政府可以通过公权力来掌握数据及其发布渠道，通过对数据的过滤来实现政府对公众的管制，提升政府的形象，进而增加对政府的信任。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已经很难控制数据的公开、搜集、传播及其应用，政府与公众之间彼此一目了然、无所隐瞒。面对大数据带来的技术政治生态变化和挑战，政府不能将大数据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能采用传统的管制手段去压制和漠视，而是需要积极适应变化，从硬性管控转为弹性服务，主动迎接挑战。
易昌良：科技创新助力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信用法律法规不健全，二是信用人才和信用理论缺乏，三是信用的服务市场不规范。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是创新，二是诚信。企业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牵头43个部委建立部委联席制度加快全国信用体系建设步伐。由于每个部委对于社会信用体系标准不一致，推进的时候也遇到很多困难。现在推进的是共治模式，政府监督行业自治、企业自律。政府监督主要从哪几个方面监督呢？一是政府采购，二是PPP，三是招投标，四是招商引资，五是政府的地方债务，通过这几个方面加强诚信建设。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围绕信用建设法规标准、诚信文化、信用信息、激励惩戒、信用成果等五方面着力共建共享，共同打造“信用中国”。
未来大数据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将带来一次革命性的改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各个信用主体都留下了数据脚印。当我们把这些数据“脚印”串联起来的时候，就会为每一个信用主体勾画出他们的信用画像。基于这些信用画像，我们可以进行授信，可以评价其信用资产。信用是一种资本，但是需要量化，量化的基础就是数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长期而持续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是一项基础工程，也是一项灵魂工程，事关每个人和每个组织的切身利益。这项工作只要真抓实干，就一定会有成效，抓的力度越大，收到的成效就越好。这也需要社会各界携手，共建共享诚信社会。
责编/周素丽 姜成(见习) 美编/王梦雅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