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稷下学宫是战国中后期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举贤而上功”的人才政策、繁荣的城市经济、战国政治格局等因素，是稷下学宫诞生于齐国的必要基础。稷下学宫吸引了各诸侯国的贤士纷纷奔赴齐国，使其成为关东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虽然稷下学宫因齐国的灭亡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但它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始终值得重视。
【关键词】战国时期 稷下学宫 思想交流 学派争鸣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在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出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便是在分处亚欧大陆东部和西部的中国与希腊几乎同时出现了稷下学宫和柏拉图书院这两座学术机构。这两座学术机构分别成为当时东西方灿烂学术文化的代表。柏拉图书院学者的人文理性思想在西方文明史中的作用早已有目共睹，而稷下学宫作为战国中后期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它的兴衰演变及其思想学术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亦不容忽视。
“举贤而上功”的人才政策、繁荣的城市经济、战国政治格局等因素，是稷下学宫诞生于齐国的必要基础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地处华夏东陲的东夷地区就具有高度发达且自成系统的文化。据考古发掘，在距今4200至29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东夷地区就出现了很多古城而由此迈入文明时代。公元前11世纪末，武王克商，周公东征，周人开始在统治区域内推行分封制，将同姓宗族、异姓功臣分封至各地建立诸侯国，开发边地，藩卫王室。鉴于东夷地区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其先与殷商的密切关系，周王特将武王之弟周公旦和灭商功臣太公望分封至东夷旧地——周公旦封鲁，太公望封齐。
鲁、齐建国后，采取了不同的治国方略：鲁国“变其俗，革其礼”，以周文化改造东夷土著文化；齐国“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融合东夷土著文化。此外，太公望还针对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的实情，采取了“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的经济政策与“举贤而上功”的人才政策。在上述政策的综合作用下，齐国收到国富兵强、人物辐凑的治理效果。田齐代姜后，“尊贤上功”的治国方针并未改变。齐威王二十四年（前333年），齐威王曾与魏惠王辩论何为国家之宝，魏惠王以“径寸之珠”为国家之宝，而齐威王则表示齐国以檀子、朌子、黔夫、种首等贤人为宝。稷下学宫诞生在齐国并成为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中心，正是得益于齐国统治者数百年来奉行的“举贤而上功”的人才政策。
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在兼并战争中获胜，纷纷尊贤礼士、广纳人才。如战国初年魏文侯和魏惠王“礼贤下士，以收人望”“开战国养士之风”；战国中后期的燕昭王亦“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招徕到了乐毅、郭隗、剧辛等贤士。既然如此，为什么齐以外的其他诸侯国没有出现一个如稷下学宫般影响深远的学术文化中心呢？
战国初期，魏国踞原晋国的核心地区，实力较强，魏文侯又广纳人才、励精图治，故魏国在战国初期先后攻取秦河西地，灭中山、败齐楚，成为中原强国。但在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及齐威王任用邹忌实施改革后，秦、齐迅速崛起，对魏国形成东西夹击态势。至魏惠王时，魏国“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国力迅速衰落。魏国衰落后，各诸侯国在军事、政治上的合纵、连横运动兴起。在持续近百年的合纵连横运动中，秦国逐渐成为关东六国共同的敌人，自西周以来中国文化南北分峙的格局逐渐演变为东西对立之局面。
在东西对立的格局下，三晋因地处中原要冲而成为四战之地，不具备发展学术文化的条件。北方之燕长期处于中原核心文化区之外，文化不甚发达。南方之楚虽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荆楚文化并孕育了道家思想，但战国初年吴起在楚国所进行的改革，因楚悼王死而没有进行到底，军政大权仍掌握在屈、昭、景等旧贵族手中，不具备尊贤尚功、唯才是举的社会环境。而且自战国中期以来，楚国在秦的进攻下先后丧失汉中、黔中、鄢郢等地，国力迅速衰落，无暇顾及学术事业。与关东六国对立的秦国，因商鞅变法后采取重农尚战政策，也因其与关东六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缺乏对关东人士的信任（直至秦王政时期还在颁布“逐客令”），故也不具备招纳人才、发展学术事业的条件。因而在战国七雄中，只有齐国具备发展学术事业的条件和成为关东学术中心的潜力。
除了具备自姜齐至田齐一以贯之的“举贤而上功”的人才政策外，齐地繁盛的经济也为学术中心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苏秦曾谓齐宣王：“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足以显示出齐国，特别是其都城临淄的繁盛。高度繁荣的城市经济为稷下学宫的建立及稷下学者的学术争鸣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吸引了各诸侯国的贤士纷纷奔赴齐国，在稷下学宫中自由讲学、共同争鸣。
众多著名学者的汇集，使稷下学宫成为关东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
稷下学宫始建于田齐桓公田午时，后经齐威王，至齐宣王、湣王时臻于极盛。徐干《中论》曾言：“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当时游学于稷下的学者有“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其中赵人慎到、齐人田骈和接予，楚人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为黄老道家的代表人物；齐人驺衍和淳于髡为阴阳家。此外，游学于稷下的学者还有属于儒家的孟子、荀子，属于道家的宋钘、尹文，属于阴阳家的邹奭。这批学者聚集于稷下，“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不治而议论”。齐国君主为了招致天下贤士，也为他们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不但“皆命曰列大夫”，还为他们“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
众多著名学者的汇集，使得稷下学宫成为关东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各派思想在此交流碰撞，既促进了战国中后期各派思想学术的融合，也提出了诸多具有前瞻性和深远影响的思想史命题。此处特举宋钘、慎到、惠施三例。
宋钘为稷下早期学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的“《宋子》十八篇”即为其著述。班固于《汉志》“《宋子》十八篇”下自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宋钘考》中认为：“若宋子，宗墨氏之风，设教稷下，其殆黄老道德之开先耶！”综合来看，宋钘一派盖以道家老子之学为根柢而兼融儒、墨。宋钘之学之所以能兼融黄老、墨家、儒家，与其游学稷下、置身于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有密切关系。
除了政治、伦理思想，在科技思想方面，稷下学者也提出了诸多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稷下学者慎到对中国古代宇宙模式的探讨。慎到为赵国人，游学于齐稷下，他的学说对汉代的浑天说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关于宇宙模式的学说主要有三种：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盖天说理论把天想象为半球形，把地想象为覆碗，天地之间相距八万里，二者共同形成一个同心圆盖；北极是天穹的中央，天穹运载着日月星辰，绕北极星自右向左旋转不息。浑天说认为“天体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在宣夜说中，天是没有形质的，日月星辰都飘浮在空中，其运动和停止依靠“气”的作用。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宇宙模式理论是盖天说，其理论经典是《周髀算经》。随着人们对天体运行认识的深入，出现了许多运用盖天说理论解释不了的天文现象，故而浑天说逐渐取代盖天说成为主导的宇宙模式。东汉末年的蔡邕曾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对以上三种宇宙模式加以评论道：“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验天然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唯浑天者，近得其情。”在蔡邕看来，相比于盖天说，浑天说更符合宇宙的运行规律。传统天文学史著作认为，浑天说产生于汉代，最早对其作出系统、完整阐述的文献是东汉张衡的《灵宪》。但细考先秦文献，我们发现浑天说理论在先秦时期就已萌芽并具备了初步形态，稷下学者慎到即为先秦浑天说理论的代表人物。
慎到虽与田骈等人“学黄老道德之术”，但又在黄老道德术之外提倡法治，特别强调“势”对于统治者的重要性，实为融合道、法的重要人物。慎到还提出“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的理论，这与主张“天体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的浑天说理论相合，可视为浑天说理论在先秦时期的萌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与慎到“天体如弹丸”说相近的是惠施之言。《庄子·天下》载惠施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所谓“天与地卑”，是说天可以比地平面低，即日月星辰所附着的天空可以流转到地平面下方，这正是把天和地想象为球体的浑天说理论的基本观念之一。至于“南方无穷而有穷”“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等言论，更清楚地表明惠施等学者已经对大地为球形有了初步的理解与认识。惠施曾为梁惠王相，与庄子关系密切。以上出自《庄子·天下》的惠施言论，极有可能是惠施在与庄子论学的过程中受庄子影响而提出的。因为庄子在《逍遥游》中也认为天是“远而无所至极”的，地上各处距离天都是无穷远的。只有把大地看作一个球体时，《逍遥游》中的这种理论才可以说得通，而把大地看作球体又恰恰是浑天说的基本观点。
在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影响下，春秋以来南北对立的格局逐渐转变为东西对立的格局。处于东方的荆楚文化在各国相与抗秦的过程中向北方三晋、燕齐地区扩展，既促进了道—法家的产生，也使来自南方的浑天说理论传播至北方。
秦灭齐后，稷下学宫的历史也随之终结，但其中所产生的思想却影响深远
齐宣王六年（前314），齐国乘燕国内乱，发兵攻燕，燕国几近亡国。在赵国护送下，燕公子职返国即位，是为燕昭王。燕昭王即位后图谋伐齐复国，派遣纵横家苏秦入齐为间谍，离间齐与秦、赵的关系，为燕破齐创造条件。齐湣王即位后，“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盐铁论·伦儒》），特别是齐湣王十五年（前286）齐灭宋之后，齐国实力迅速膨胀，国力趋于极盛。
在国力趋于极盛的同时，齐国存在的隐患也逐渐显露出来。在国内，齐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国力疲敝；在国外，由于齐灭宋打破了齐、秦、赵三强鼎立的局面，秦国与赵、燕等国谋划连横攻齐。
稷下学宫的部分学者意识到齐国国力迅速膨胀所潜藏的隐患，故纷纷离开稷下学宫：“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盐铁论·伦儒》）从此，稷下学宫开始趋于衰败。齐湣王十七年（前284），秦、赵、燕、韩、魏五国连横攻齐，燕将乐毅率军下齐七十余城并攻入齐都临淄。虽然五年后，齐将田单大破燕军，齐国复国，但国力已大不如前。齐襄王复国后，重建稷下学宫，当时“荀卿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荀子因为遭受谗言，去齐之楚。在失去了诸多学者之后，稷下学宫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齐王建四十四年（前221），秦将王贲攻入临淄，齐亡，稷下学宫的历史也随之终结。
稷下学宫诞生于动荡、变革的战国时期。动荡不安而又生机勃勃的时代环境为稷下学宫招徕贤士、广纳人才提供了机遇，也为诸子百家聚集于稷下学宫之中著书立说、自由争鸣提供了保障。与稷下学宫兴盛、衰亡相伴随的是齐国国力的消长。秦灭齐后，稷下学宫的历史也随之终结，但其中所产生的思想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其影响施及今日，对塑造中华文化的特性起到了持久而重大的作用。
（作者为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张伟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①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③白奚：《稷下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④林志鹏：《战国诸子评述辑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⑤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⑥《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⑦《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⑧[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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