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互联网的应用系统得以建构。对互联网发展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我们当今所采用的互联网应用架构，源自于美国军方在1969年发布的“阿帕网（ARPANet）”。然而，如果脱离当今“互联网”概念的思维局限，我们会发现其实世界上曾经出现过多个版本的“互联网模式”——除了最终发扬光大的“美国模式”之外，冷战期间的另一超级大国苏联也同样在开发自己的互联网系统，而在这两个世界大国之外，1973年政变前的社会主义智利也试图建立本国的互联网操作系统。回到这段互联网早期的“三国演义”时代，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互联网的“史前史”。
互联网的“美国模式”。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开发的军用网络系统“阿帕网”投入运行，正如“阿帕网”的开发者和资助方所暗示的，当今世界普遍采用的互联网事实上是冷战的产物。DARPA成立于1958年，当时名为“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RPA）”，虽然名称中不带有“国防”元素，但是这个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就隶属于美国国防部，并且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苏联在前一年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期望通过大量的科技预算和科研投入，阻止苏联在太空里打败美国。
在“阿帕网”的孕育过程中，控制论心理学家利克里德（J.C.R. Lickilider）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因其在哈佛大学心理声学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两个同样受到美国军方大量资助和影响的科研机构，前者负责解决军事沟通中的噪音问题，后者则直接为空军研究“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 SAGE）”——工作期间的出色表现，利克里德在1962年告别大学前往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担任控制研究项目主任，在他任职期间大约资助了全美70%的计算科学与技术研究，虽然利克里德宣称鼓励科学家“自由”地申报科研项目，但是在同样由他设定的“实用导向”和“可操作性”申报框架下，绝大多数科研项目都与军事相关。③
而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包括DARPA、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ONR）、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国家自然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美国军方和政府主导的科研资助外，贝尔实验室、梅西基金会（the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民间企业和组织也通过举办研讨会（如持续近20年的“梅西会议”）、科研合作等方式资助相关研究，构建起了军队政府、工业企业和科学家共同体的“铁三角”，塑造了一个“通力合作”“资源共享”“相互协作”的“创新典范”。④
互联网的“苏联模式”。相较于美国国防部在1969年正式组建运行“阿帕网”，苏联在约十年前就初步完成了“综合自动化传播网络（Integrated Automated Network of Communication，俄语缩写EASS）”和“国家计算中心网络（State Network of Computer Centers，俄语缩写GSVTs）”等军事网络系统，⑤在1962年，苏联科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提出，为了更加精确而实时地获取全国的经济核算数据，完善计划经济的信息规划和管理体制，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建设苏联的“全国自动化系统（All-State Automated System，俄语缩写OGAS）”。⑥在这一民用互联网系统的构想中，甚至还明确了网络节点架构的原则：采取自上而下逐级分散的树状结构——这一结构在保障节点之间互相连接的同时，还明确了个别母节点的授权机制。
然而，历史的最终进程很显然地昭示了格卢什科夫的伟大构想终究只成为了“构想”。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下，苏联的互联网发展非但没有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反而因为部门之间的扯皮和地方官僚的破坏，最终以格卢什科夫的去世而告终——中央统计局担心OGAS的建成将会导致统计部门逐步式微甚至裁撤，而地方官员和国有工厂负责人也同样担心由于OGAS系统的绝对高效和精确，使得原本可以在经济数据上动手脚的空间消失殆尽。有趣的是，资本主义美国采用社会主义的合作方式，一手造就了互联网的诞生；而社会主义苏联却由于资本主义式的功利理性，错失了互联网这场“实验室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