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传播生态下的价值偏向
如果说互联网领域呈现出的软件化、中心化、主权化特征，是从技术路线、产业发展和政策管理三个层面，分别讨论了社会文化和用户场景、资本逻辑和产消关系、国家主权和法律框架对信息技术的形塑方向，那么技术在“人联网”的智能传播生态下，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在这些技术的具体方面与社会语境产生碰撞之时，是否又会产生媒介伦理和价值观的冲突？这是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总的来说，智能传播生态下的价值偏向和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智能传播下信息的价值偏向。对于信息本身而言，信息的价值表现为真实、准确、完整，对于信息的传输而言，信息的价值表现为表达、保存、计算、传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于信息的传输价值而言具有诸多裨益，但是对于信息本身而言，则有可能具有毁灭性的威胁——也就是说，智能传播生态下信息存在被篡改、删除的危险。这种信息价值偏向的可能结果不仅源自于中心化的互联网公司对数据的掌握和处置权力，而且更有来自于人工智能意想不到的影响。一般来说，人工智能包括“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弱人工智能以满足设计者的任务为目标，完成目标后即停止学习和运算，但是强人工智能的定义则不仅仅是以完成设计者任务为目标，而是有可能通过神经网络计算自行发展出新的“任务”，从而获得“意识”——一旦机器具备自主意识，那么人类依赖机器生产和保存的信息，则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第二，智能传播下社会的价值偏向。智能传播下社会的价值偏向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由于智能传播导致了不利于社会治理和良好运行的结果。比如，在人的认知层面则会形成“信息茧房”效应，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受到算法推荐和定制化的影响，个人既有的立场、观点和兴趣爱好将会循坏往复地影响之后的信息获取，人们逐渐被困在一个充满相似信息的“茧房”里，进一步加深既有认知。认知层面的价值偏向也会导致行为层面的价值偏向，个人由于思想和意见被固化，所以在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也往往倾向于和自己类似观点的他人进行交流，久而久之则形成了“群体极化”现象，社会被不同的意见极化群体所分隔，社会共识难以凝聚，公共政策和政治决策要么由于“代表性的断裂”而进入僵局，要么则会导致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偏好，而形成了社会治理的政策偏向。
第三，智能传播下“人”的价值偏向。智能传播的价值偏向问题除了表现在信息和社会层面，还有一个更加值得警惕的问题则是人工的机器智能对人类智能本身的挑战，即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挑战。设想这样一个情境，人类眼戴智能眼镜，在看到他人或他物时智能眼镜即可从网络上搜索对方更为详尽的信息；耳戴智能听筒、口戴智能话筒，不仅通过语音识别和智能翻译技术，可以实时与操着其他语言的他人进行交谈，甚至还能理解动物发出的声音；鼻戴智能助嗅器，闻到的味道可能不再仅仅是香和臭，而是一个甚为复杂的嗅觉目录，将所闻之物的具体“嗅值”直接反馈至脑中……由于机器的深度参与，人机不仅实现了互动，还实现了“人机合一”，成为了“赛博格（cyborg）”。那么，在这样一整套由机器构造的感官体系之下，最后汇总至人脑中的“意识”还是人的意识吗？在这样一个完全智能化的环境下，人的价值到底会由于机器而得到解放，过着牧歌般的生活；还是会成为机器的奴隶，不用劳动进而失去了人的价值？这是我们在对未来传播形态进行美好畅想的同时，不得不同时思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