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7年国际生态思潮有两大动向值得关注：其一是缺乏道德指引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得曾经美好的绿色资本主义发展遭遇困境，美国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即为显例；其二是国际间城市组织及城市联盟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国家主体间合作的障碍。这一形式虽然弥补了国家政府不作为的缺陷，但受困于一些国家的“零和博弈”狭隘思维，未来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
【关键词】绿色资本主义 《巴黎协定》 全球气候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缺乏道德指引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得曾经美好的绿色资本主义发展遭遇困境
目前，绿色增长模式及绿色经济是国际上广泛讨论的一个新议题，有学者提出，绿色增长模式是资本主义的颠覆之作。一些西方政治家希望通过绿色革新，将现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进行绿色转型，以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创新发展路径。
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美国著名学者保罗·霍肯等人于2000年出版了《绿色资本主义》一书，首次提出将可获利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商业原则系统整合到绿色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中，打造新一代兼顾经济成本与生态效益的工业发展模式。绿色资本主义可谓资本主义的升级版本，是资本主义范式与生态学结合的产物，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的永续发展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
绿色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认为，新兴的绿色经济是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演进。这个制度的核心因素是奖励稀缺性和效率驱动，都与绿色增长相兼容。以可再生能源发展为案例——尽管有反对气候变化的争论以及目前市场上化石燃料的低价格，但可再生能源仍在大规模迅速发展。联合国报告的数据显示，2015年是可再生能源投资创纪录的一年，达到2860亿美元，是化石能源投资的两倍多。2017年4月，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联合国环境署合作中心与彭博新能源财经发布了《2017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报告显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低成本驱动下，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创新高，其投资前景大为可观。考虑到诸如此类的发展，可以说资本主义并不是静态的。绿色增长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它在自我进化路径上的自然延伸。
然而，批评者认为，绿色资本主义的狂热者们极大地低估了我们所面对的全球生态崩溃的严重性。为了拯救人类，发达国家需要在2050年之前减少80%的温室气体排放。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将排放量较大、污染较重的行业关闭，导致经济萎缩和就业流失。加之近年来世界经济并不景气，特别是英国脱欧、欧洲难民等问题，使得欧盟将重心转移到了内部。而根据《巴黎协定》等文件的要求，发达国家每年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至2017年波恩气候大会召开，“基础四国”还在敦促发达国家尽快兑现这一承诺。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甚至认为，这一规定让“美国经济付出诸多代价，包括出口削减损失的3万亿美元、600万个工业岗位和300万个制造业岗位。这种规模的经济大屠杀是不正义的”。这就解释了不管如何抗议，世界上没有任何资本主义政府会主动接受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和资金承诺，这成为长久以来国际之间的博弈问题。
英国学者理查德·史密斯在其著作《绿色资本主义：一个不成功的经济模式》中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的逐利性和利润最大化决定了无论是否披着绿色的外衣，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在本质上和机制上都与拯救地球有着不可调节的矛盾。绿色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普遍高估了“绿色”生产的潜力，低估了地球遭受生态危险的程度、范围和速度，并提出“碳税”“能源税”等绿色补救措施是不能完全消除市场外部性的，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与可持续发展也不能全面兼容。绿色资本主义支持者们经常把技术突破当作一种信条。的确，技术进步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但绿色技术奇迹不能拯救我们。当前缺乏道德指引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控制，再多的绿色修补也无济于事。世界各国必须紧急做出深刻改变，构建超越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才能防止全球变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绿色资本主义的最新注解：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纽约时间2017年6月1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议》，成为继尼加拉瓜与叙利亚之后全球第三个明确拒绝加入对抗气候变化阵营的国家。
近现代面临的生态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方式所导致的，资本主义扩张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两者的矛盾难以克服。诚然，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优美的生态环境并不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反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进行绿色修补和产业转移实现的。但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和根本利益的资本主义政治对于这种绿色修补的容忍度是有限的，改造和限制资本的措施通常受到西方政党制度下选民和利益群体的左右，难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主流。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即为显例，这是对绿色资本主义的最新注解。特朗普在声明中指出，《巴黎协定》对美国非常“不公平”。因此，他也违背了美国当初在《巴黎协议》中的承诺，既不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资金，也不会按照计划削减碳排放量。
有关分析指出，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真实目的，是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下，企图利用发展美国的石油、煤炭等工业恢复美国经济、扩大就业。近年来，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贫富差距加大导致国内矛盾丛生，反全球化力量大行其道。在美国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根本无暇顾及全球生态保护的利益。特朗普不顾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以及国际社会的劝说，决意退出《巴黎协定》，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自我绿色调节局限性的最好注解。
国际间城市组织及城市联盟的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国家主体间合作的障碍
毋庸置疑，美国只顾眼前、独善其身的姿态，给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带来了负面影响，动摇了各国自觉履约的信任基础。发达国家虽然对美国的自私行为进行谴责，但在涉及自身利益之时，还是暴露了其狭隘性。
2017年初，英国媒体称，“当美国上一次在气候外交上打退堂鼓，即在前总统小布什任上抛弃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的时候，欧洲曾担负起了为阻止全球变暖的谈判领导者的角色。目前欧盟又将率先进行立法，为实现在2030年前把碳排放削减40%的承诺而在成员国中分摊责任”。但是由于围绕英国脱欧、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以及保护那些威胁欧盟自身共同政策的产业等问题的分歧，一些欧盟外交官担心欧洲过于软弱，无法以一己之力领导治理气候变化的行动。
在2017年11月召开的波恩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除要求发达国家兑现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外，还要在2020年后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但部分发达国家却声称，他们连落实2020年前的资金承诺都有困难，甚至主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应再实施“有区别的责任”，要履行“同等”义务。发达国家的这些要求看似“公平”，实则是在逃避全球责任，背弃承诺，威胁各国合作的根基。
在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国际气候谈判和履约的主体都是主权国家。由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并未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一些国际组织、城市、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自发行动起来，参与全球气候行动，并逐渐发展成区域或全球性的城市气候网络。巴黎气候峰会的召开，使城市参与气候变化行动达到了一个阶段性高峰，城市通过展示气候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经验和信心。
为动员各大城市采取行动、共同提高政治意愿，推进联合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长期战略，在2014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成立“全球市长联盟”（Compact of Mayors），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共同的平台，把不同的城市联盟联合起来，展示城市集体行动的影响力，激励更多的城市、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主体参与到气候行动中来。全球市长公约（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是全球最大的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间城市组织，最早可追溯到2008年成立的欧洲市长公约（EU Covenant of Mayors），旨在协助城市实现低碳发展，并且积极展示城市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2016年6月，欧盟主导的全球市长公约与获得联合国支持的全球市长联盟合并，成立了全球市长气候与能源盟约（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and Energy），目前有来自六大洲119国的7100多个城市参与，代表全球8%的人口。至2017年底，已有将近7500座城市加入这一联盟。
虽然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议》，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发布声明：“美国民间已经选择了低碳的未来，即便没有美国政府的领导，尽管美国选择加入了拒绝《巴黎协定》的小阵营，我相信，美国各州、城市、企业都会挺身而出，更加努力，捍卫地球的未来。”加利福尼亚、纽约和华盛顿三个州的人口和GDP均占全美国的五分之一，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美国的十分之一，三位州长明确表示，他们已经结成名为“美国气候联盟”的组织，三人担任共同主席，号召其他各州参与，致力于维持美国对《巴黎协定》的承诺，更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2017年7月10日，350名美国市长参与了《全球市长气候与能源盟约》的签署。
在2017年波恩气候大会召开期间，美国政府只派出了一支不到50人的小队伍参加大会，而民间代表团中仅商界代表就有630余人，还包括以加州州长、俄勒冈州参议员、维吉尼亚州州长、达文波特市市长、匹斯伯格市市长等为代表的政界人士。他们在大会园区外建立了自己的美国馆——“美国气候行动中心”，并打出“我们还在”（WE ARE STILL IN）的标语，宣示着部分美国地方政府积极行动的意愿，试图弥补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不作为。
不仅如此，在波恩气候大会期间，全球25个城市的市长于2017年11月12日先行承诺：为抗击气候变化，2050年之前将使各自城市碳排放量净值降为“零”。这些城市分布于各大洲，从加纳的阿克拉、英国的伦敦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共覆盖1.5亿人口。这些城市以盟约之力，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一些国家一直受困于“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发达国家若没有多一点的责任担当，则全球气候保护的目标实现无望。正如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塞夫科维奇所说：“当市长们对一个低碳的未来存在共同愿景，并为此卷起袖子时，一些事情就会办成。”但由于城市及其联盟都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行动，虽然展现了不断壮大的力量，传递了积极的正能量，但终究代替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国家主体，未来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张靖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题项目“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7YCXZD007）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Paul Hawken, Amory Lovins, Hunter Lovins: Natural Capitalism: Creating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Published October 12th 2000 by Back Bay Books.
②《全球25座城市誓言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新华网，2017年11月14日。
③王学荣：《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路径》，《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
责编/王妍卓 责编/李祥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