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内外路径。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必须坚持内外并举。内部路径重在调整结构，外部路径重在协调关系，唯有内外联动才能使中国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真正解决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实现真正的再平衡。
在内部路径方面，第一，通过机会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刺激国内私人消费，平衡储蓄和投资。受制于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预防性动机和传统消费观念，中国私人消费仍然增长乏力。现有的政策主要通过政府二次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推动收入分配结果的均等化，但忽视了机会均等化对于初次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在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农民实际收入等政策基础上，更要强化在教育、就业、创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机会均等化，稳步推进遗产税、赠与税的征收，适时适度减免民众实际税负。
第二，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价值链环节升级，降低“转嫁性”盈余水平。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有相当一部分归因于他国对华直接投资带来的最终加工装配品的“转嫁性”出口，这体现了中国目前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应更加重视所从事的价值链环节升级，从而真正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仍是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只有进一步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才能营造创新这一商业活动所必需的土壤，这比加大政府研发投入更为重要。
第三，提高虚拟经济效率，优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金融是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中国应加快深化银行业市场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虚拟经济的发展既有利于将经常项目盈余留在国内使用，又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还有利于刺激国内私人消费，是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关键之一。
在外部路径方面，第一，推动G20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化。G20比G8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当前欧美日经济复苏乏力，更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势必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拥有较之以往更大的话语权。中国需联合“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推动G20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加强与发达经济体国内、国际政策的协调，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
第二，加强与美日欧的双边协调，发展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协调。作为失衡最重要的顺差方和逆差方，中美如果能够真正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则全球再平衡水到渠成。这需要两个大国在追求国内经济目标的同时，协调双方的国内、国际政策。此外，为增强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降低失衡方向的集中度，中国要逐步改变对欧美市场的高度依赖，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还应不断扩大进口，为他国提供新的出口市场，增强其与中国经济的黏合度，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消减“中国威胁论”，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美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所确立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多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人民币国际化是提升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先决条件，但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遵循渐进、稳步和可控的原则。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加快，中国政府和企业亟待提高应对浮动汇率制下的风险管理能力。
中国经济调整与再平衡战略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的金融格局虽然从总体上看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经过危机的震荡，各国的金融业均在反思中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引起了全球金融格局的一些新变化。在这种变化的金融环境中，中国的金融业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在发展中尽可能地避免危机的发生，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成为危机后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政府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经济成功实现了V型反转，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有利支撑了全球经济的双速复苏进程。尽管如此，欧洲部分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可能将全球经济引向二次衰退，同时，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如消费需求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内外交织的多重挑战。
通胀水平上升与经济增长下滑，“经济滞胀”风险不断增大。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急转直下的国外需求，中国政府果断实施扩张的政策刺激国内需求。2008年底，中央政府决定财政投资4万亿以刺激国内投资，2009年全年，货币供应量总额达到13.5万亿，增长了28.42%。在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强大的刺激下，2008年的经济增长“保8”任务完成，2009年GDP增长率也达到8.7%。然而，在全球普遍的低利率和美国两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际环境下，在中国国内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通货膨胀水平日益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