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欧美等国的经济衰退和贸易保护恶化了中国的出口环境。中国的GDP增长对贸易顺差有较强依赖，欧美又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因此外部经济的变化极大地制约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结构不合理削弱了政策效果，同时经济刺激政策的效应也越来越弱，进一步的刺激措施空间越来越小，民间投资没有充分地调动起来，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而为了降低通胀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更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经济增长有减缓的趋势。此外，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而且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越南等国的对外开放，依靠出口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将不可持续。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滞胀”产生的原因多是需求管理政策实施的结果。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应对危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配合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有效需求的提高，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然而，当过多发行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时，通货膨胀便产生了。为了降低通货膨胀，当局往往实行紧缩的政策，货币政策的紧缩提高了利率，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增大了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经济增长下滑，“滞胀”便产生了。美国于1970年至1983年发生“滞胀”，经济增长率高，但通胀率也很高，因而实际增长率为零或负增长。
当前，中国如果不能有效管理通胀预期，不能遏制通胀持续上升，消除导致经济增长下滑的不利因素，就可能导致“滞胀”。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要警惕通胀持续上升、经济增长下滑所可能产生的“滞胀”风险。
国际分工体系变化和企业成本上升，带来重塑产业竞争优势的压力。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中国企业成本的上升，印度等国低成本和人口年轻优势的逐步凸显，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产业技术必须升级，才能继续保持优势。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处于较低的分工地位，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国际分工体系的变化及其相互影响对中国现有的以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将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如此，中国企业也面临成本上升的挑战。金融危机后企业成本急剧上升。首先，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提高了企业的成本。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美元持续贬值，导致以美元计算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迅速。再加上人民币相对美元的不断升值，这些商品的价格换算成人民币，涨幅更高，对于出口企业的影响更大。其次，发达国家对于碳排放的设计，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各个企业节能减排也加剧了企业成本的上升。
面对国际分工体系的变化以及成本上升的趋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重塑新的竞争优势。
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趋势，中国经济面临新的考验。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共识，这对于中国现有的发展方式提出很大的挑战。中国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难度大，在向低碳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将需要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投入。而中国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正是对传统能源需求增长迅速的时期，这必然导致温室气体的高排放。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减排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发展的内在要求，这让中国进退两难。因此，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低碳经济对现有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外贸结构会造成很大冲击，直接影响后危机时期经济的顺利转型。第一，依照现在的发达国家对“碳关税”的设计，中国以前的劳动力低价格优势将不复存在，而与此相反，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将相对下降，技术领先优势更加明显。第二，先进技术的标准制定权一向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中，发达国家无疑会利用其技术优势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标准。其三，减排负担沉重。由于中国整体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和技术水平落后的现状，发展低碳经济需要的设备和技术都需进口，这对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负担。第四，减排责任限制。减排是全球的共识，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承诺也是责任。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全球有限的碳排放预算空间会使得中国在面临国内发展巨大压力的同时过多地承担碳排放等国际义务。发达国家对于中国也提出了不合实际的碳排放要求，这势必给中国带来较大压力。
全球主权债务危机加剧，中国经济也将遭受负面影响。自希腊问题之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相继爆出国内赤字问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实际上，就全球来讲，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目前普遍面临着高比例的主权债务，中国货币政策平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债务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