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来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应该及早做出战略规划，借鉴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逐步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转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根源。笔者认为，中国将来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方面的发展理念，应该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从“科学”到“思想”发展的战略转变，并以此制订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参与全球治理发展需求的战略和方法。这是当前社会制度危机对中长期投融资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
然而，从国际上看，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跨国规划恐怕还要更进一步，由开发性金融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转变。最近中东北非出现的政治动荡，尤其是中国在利比亚、苏丹等国的投资遭遇说明，只帮助资本输入国实现经济增长，还不能解决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后产生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问题。这些发展规划还必须加进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只有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分配的问题，保证各社会群体共享增长的果实，才能期待这些国家政治稳定，从而减少中国投资的风险。但是这个问题恰恰又是中国在国内也没有能够很好解决的问题。未来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需要反过来要求中国必须先解决好自身在发展过程的社会问题。
制定超越经济的改革议程：经济投资与社会援助。从国际经济形势分析，经济再平衡目标从单纯的贸易再平衡扩大到各国间的平衡发展，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相似的起始条件和世界政治地位，使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内在的互补性和一致性。因为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增长，内在地包含了亚非拉国家的发展要素，亚非拉国家能否实现自身发展也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甚至是必须依靠中国经济的发展。
援助与投资亚非拉可分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两种类别。欧盟国家侧重的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开发性金融正向规划投资非洲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不具有造血功能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其特点是“不可量化非物质性”“项目性”和“不可规划性”。所以，欧盟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不可能具有国别和跨国意义的规划；而具有造血功能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其特征是“可量化物质性”“整体结构性”和“可规划性”。在此过程中，欧盟只是作为国际组织的非政府机构，不可能像国家开发银行那样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以国家金融行为带动企业“走出去”采取正向国别和跨国规划的方式进行投资。这种“授人以渔”式的“正向规划”共赢模式正日益受到众多非洲国家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欢迎。
与此同时，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将对亚非拉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投资和社会援助，也就是“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两种类别的事一起做。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有国家信用的国家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与非国家信用的世界银行、欧盟等国际组织金融机构相比较，我们将如何融合“经济投资”与“社会援助”，这两个问题需要同时回答。因此，我们应该制定超越经济的改革议程，将经济投资与社会援助等方面的重要因素一同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同时，中国也应不断扩大进口市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出口市场，增强其与中国经济的黏合度，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消减“中国威胁论”，实现互利共赢，从而逐步改变在国际经贸合作方面，特别是在投资亚非拉地区和国家投资过程中出现的“政经二元化”格局。
展示对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推动“一带一路”向西开放，推进欧亚战略。中国经济正处在转换增长阶段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的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运行总体比较脆弱。在这一战略背景下，中央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主攻方向是调整经济结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的发展目标，必将成为传统发展方式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转变，而寻求经济增长动力和再平衡的重要战略，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对改革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从中国未来十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情况来看，在经济转型发展与扩大内需重要战略过程中，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发展，必由蓝海战略、陆权战略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战略和向西开放相辅相成。其中，推动“一带一路”向西部地区开发，利用高铁作为基本交通连接手段，促进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带来一个陆权时代，使国家得以确立与蓝海战略相匹配的对冲态势。我们应该顺应新的形势，在继续提升沿海开放、向东开放的同时，加快延边开放、向西开放，拓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的空间，新一轮的援疆工作也应在这一大背景下加以谋划和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