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维度：摆脱技术奴役与普及媒介信用
不管是既往、现在还是未来的传播形态，受众都是最重要的一环。受众决定了媒体的定位，同时受众需求也是任何形态的媒体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形态，技术的取向必定偏向“技术的人性化”而非“技术决定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技术本身是一种欺骗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欺骗性表现在一方面其“意识形态性较少”，另一方面是其“隐形”性。哈贝马斯提出，“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23]人们在接受技术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接受其文化规范，从而受其控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24]“微博控”“微信控”等“控文化”的流行，就是人被技术操纵，从而形成“技术异化”的结果。
马克思认为，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25]，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6]。科技背离主体的需要与目的，不是为我，而是反我[27]。如果未来“非生物体”控制了人类的正常思维，人工智能不仅代替了人工，而且代替了人类本身，那就不仅是一种逻辑的悖论，而且也违背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库兹韦尔“未来的计算机便是人类——即便他们是非生物”[28]的观点，是一种将机器混同于人的观点，其后果必将是技术奴役人类。2015年，美国硅谷工程师安东尼·勒万杜瓦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创办“未来之路”（Way of the Future），被认为是第一个敬奉人工智能的宗教组织。该组织声称，其活动将专注于“实现、接受和敬奉由电脑软件和硬件发展出来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神”。[29]这种“拜AI教”的出现，陡增人工智能奴役人类之虞。
摆脱技术异化，也就是摆脱技术的奴役，追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个性解放”，也就是恢复“人的类本质”，达致心灵自由与文化自觉，成为“自然的个人”，“偶然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在摆脱技术的奴役之后，作为内容“生产商”和“分销商”的自媒体用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技术自由人”和媒体的主宰，而原先掌握媒体生杀予夺大权的“把关人”的权力则逐渐式微。
“主流媒体死了”。2016年美国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只有6%的人相信主流媒体，因此有人以此为题，画了一幅主流媒体“上吊”的漫画。[30]同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网民针对《纽约时报》对希拉里和特朗普获胜率（92%：8%）的预测，为美国的主流媒体立了一个虚拟的墓碑[31]，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不仅如此，中国的媒体人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尼采式的预言：“总编死了。”[32]
类似的寓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现实。未来几年内，在实行媒体私有制的西方国家，社交媒体有可能完全代替主流媒体；在中国“党管媒体”的媒介体制下，主流媒体不会消亡，但是也受到社交媒体的巨大挑战。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数字鸿沟”的逐渐愈合，“自媒体”的用户数量呈现井喷式的增长。由于“自媒体”UGC（用户生产内容）的内容生产模式，以及“把关人弱化”的特性，扮演传统把关人角色的编辑、总编辑都将成为如烟过往，普通用户或称“自媒体人”将主导社交媒体的内容生产、编辑、分享与交换，这将带来媒体内容产业的巨大变革。也就是说，媒体的权力将面临从平台到用户的转移。普通用户决定着自媒体内容生产的质量、品位，由此决定了自媒体平台的人气、股价与广告商的投资兴趣。
自媒体这一发展趋势，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新闻工作者”定义，导致了媒介权力的转移，同时也会使媒介素养和媒介信用成为衡量自媒体质量和媒介生态的重要指标。这里所说的“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根据美国阿斯彭媒介素养领导协会（Aspen Media Literacy Leadership Institute）1992年所下的定义，是指人们接触、分析、评价媒介以及生产各种形式媒介的能力。[33]随着传播媒体日益微型化和传感器的普及，越来越多自媒体用户成为“第一新闻源”。但是，自媒体用户大多数是缺乏新闻工作训练的非专业的“公民记者”。由于缺少新闻敏感，他们不可能在新闻价值判断和有价值的信息开发方面达到专业水准，有时还因为媒介素养低下而传播谣言，造成信息系统紊乱。因此，未来的自媒体需要大量具有较高媒介素养的用户，而作为“公民记者”取信于人的手段，就是其个人ID下的媒介信用制度。
目前的个人信用一般是限于法律、财务、金融领域，未来的传播形态使得人人都是自媒体用户，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全球通用的媒介信用制度。这个信用制度将与个人的身份证件绑定，并出现在实名登录的所有媒体平台上。这一系统会基于信用积分，采用分级制，所以不管使用什么语言显示，看到的人都会一目了然。此举将有效地约束未来的媒体用户发布信息，促进对媒介素养的重视，但不会伤害以正常表达为特征的言论自由。
治理维度：共治将成普适性治理模式
由于未来媒体主要体现的是技术进步与网络的无边界性，以及用户信用的一体化，所以一个全球性的未来媒体治理模式呼之欲出。在媒介的全球治理论中，相比其他现存的治理模式，“多利益攸关方”的媒介治理模式将成为一种主要的治理模式。
“多利益攸关方”（Multi-Stakeholder）的提法起源于2001年的信息社会峰会，并由联合国56/183号决议确认。美国的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将其定义为“一种组织治理或者政策制定的组织架构，目标在于让所有受到治理和政策制定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共同合作，参与对特定问题和目标的对话、决策和执行。”它采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基于共识基础上的并将政府排除在外的治理模式”。[34]这种治理模式是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和以国家为主导的治理模式的协商与折中，因此，在全球化日益渗透的情况下，它被认为是“更普遍的全球治理的创新模式”[35]，也将成为未来媒体治理的最好途径。
这种治理模式体现了“善治”的理念，凸显了媒体用户在自我管理和媒体公共管理中的价值。“公共治理”或“协同治理”理论，被称为“善治理论3.0版本”的主要代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所提出的“多元共治”“复合治理”“多中心治理”等概念可以看做是这一代理论的产物。3.0版本的善治理论强调“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它把公共管理定义为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单位、企业、个人等所有利益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过程，认为“善治”意味着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治理，因此，建立集体决策和共同参与制度，加强公共选择和公共博弈，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分享、权力协同，是第三代治理理论的主要诉求。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具体做法是“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36]因此，被称为“社会治理理论3.0”的善治框架，符合中国未来媒体治理的发展方向。新浪微博2012年创立的“社区委员会”制度，已经对自媒体的善治模式进行了先期探索。这一治理体系的核心，是依靠社区委员会，发动微博用户参与管理。具体来说，这一模式是通过一个公约——《微博社区公约》、一个投诉机制——微博的用户投诉体系和一个制度保障——微博的社区委员会制度来运行的。站方的角色相当于“多利益攸关方管理模式”中的企业，社区委员会的委员则是以“在场”的身份参与投票的，他们与站方的关系除了名义上的聘任关系外，并无其他培训、监督等关系，也不接受站方培训，没有与站方经常沟通的责任，因此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确切地说，这种“共治”的模式将是中国目前的媒体治理模式向未来媒体治理的一个过渡，未来的媒体治理模式将随着用户媒介素养的提高，逐步增加“用户自治”的色彩。在国际社会，美国政治学家罗西瑙（James N. Rosenau）认为“将强化全球合作秩序”的“没有政府的治理”[37]，更有可能成为网络化生存的治理模式。但是，由于恐怖主义、种族歧视等违法不良信息的存在，未来媒体的全球治理不可能完全拒绝政府的管理角色。
（本文得到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依法治网背景下的“网络善治”研究》和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双高”计划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体系建构》的资助，项目批准号分别为：016XCB093、2017TSG03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