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性的新型发展知识的出现
现代发展知识体系主导了二战以后全球的发展格局。首先，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社会变迁的基本路径，驱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把工业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其次，这样一个知识体系指导了发展中国家纷纷按照发达国家政治、社会、文化制度来改造自身的制度；最后，这样一个知识体系直接指导了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制度设置从而对发展资源进行筹措、计划和投资的制度安排，也指导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过程。然而，与所有努力不一致的是，发展中国家按照现代发展的知识框架所展开的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是高度分化的。除了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现代化以外，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后，依然没有实现工业化。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在2008年发布了一个报告，总结了全球13个25年来增长率超过7%的国家的经验。这是西方国家的专家第一次把目光转向非欧洲国家的成功经验。这个报告的结论是，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等比增长要素如特定的环境和政策更为重要（林毅夫，2012）。现代发展的知识体系进入到20世纪末期以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的基础——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自由经济制度在进入到新自由主义以后，形成了去工业化和高度资本化的结构，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同时，工业化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迷，这极大地动摇了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的根基。其次，西方工业化模式产生了环境、能源与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挑战，显示出现代发展知识体系所倡导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这也从另一方面挑战了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的合法性。第三，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发展知识指导下所展开的现代化过程出现了相当多的问题，成效不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历史和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按照现代化的知识体系指导下的工业化，遇到了很多的瓶颈。所有这些都催生了新发展知识的出现。
新的发展知识的出现来源于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首先是针对现代发展知识的反思。批判发展的学术思潮孕育了丰富的新发展知识的要素。结构主义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著名的依附理论是率先挑战现代发展知识的知识体系。与经典和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的基础不同，这些理论没有基于欧洲的基本经验和理论进行次级的建构，而是直面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属于在场性的理论知识。去殖民化之后，很多学者假设原来的殖民—被殖民的结构关系已经很弱，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援助下可以实现现代化。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则暗示了美国实际已经取代了英国，成了世界的中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是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要素。作为“中心”的发达国家不仅经济总量很大，主导着全球的经济体系，而且还通过发展技术的垄断，强化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实际上，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反思没有直接给出可以操作的方案，但为包容性增长等新的发展知识提供了营养。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出现的乡村变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出现的小农经济发展思想，以及有关政府作用等方面的反思等都为新的发展知识的出现提供了思想资源。第二，替代发展的实践。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针对现代化发展路径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产生了推动发展中国家按照自身的社会文化逻辑发展的潮流。参与式发展是这个潮流中重要的知识要素。这个要素包含了政治分权、本土文化主导、技术适应等重要的反对西方发展霸权的思想。第三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展实践所呈现的新的发展思想。自上个世纪末期开始出现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快速经济发展，不仅突破了现代化发展的路径约束，呈现了很强的替代发展性，同时也突破了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实现了穷国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取得快速发展。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为这一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解释，成为第一个基于穷国发展经验的在场性发展知识的总结。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实践是新的发展知识出现的重要基础。虽然说新的发展知识还没有达到系统化的程度，但是很多新的知识要素已经得到了高度关注。与现代发展知识核心不同的是，新的发展知识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守信、可靠、有能力的政府领导下，通过高储蓄、投资和市场对自愿的配置，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增长，这几乎是全球13个在过去保持高增长国家一直的经验。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只有通过系统的政治社会变革，发育为一个民主政府，才能奠定增长条件的现代发展体系的核心内涵，也挑战了以相对刚性的权力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中国的发展实践为新的发展知识的形成提供了最为丰富的资源。第一是农业发展，发达国家如英国的农业发展持续了200多年，但农业发展没有同时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提高相当的滞后（Tsakok, 2011）。中国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以1978年为分界点。1978年到1987年，中国农业实现了年均增长7%的速度，同期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50%（李小云等，2016）。农业发展能够迅速导致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这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有利于穷人的农业增长也就构成了正在形成的新的发展知识的重要要素之一。第二，中国的工业化在经历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引发系列问题的阶段以后，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重点转向农村工业化，使农业在高速增长之后能够与相对劳动力密集的产业相互联系，构成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这个工业化的模式，充分利用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成功地克服了资本和技术不足的劣势，成为包容性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三，在不对整体的结构进行调整的情况下，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提升工业化的水平。第四，通过投资，大规模地发展基础设施。第五，通过投资，促进城市化进程。中国发展经验的核心是强有力的政府领导、系统的规划并依托政府的投资突破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成功地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印度在农业人口和贫困人口占很高比例的情况下，突破性地发展以知识密集为特征的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带动了印度经济的转型。在最近几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亚洲的孟加拉国、柬埔寨、越南都在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优势的条件下，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正在成为非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国家成功的实践，都与2008年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所总结出来的新兴国家的一些增长特点类似。很显然，与经典的通过彻底改革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并优先创造增长和发展条件，从而实现增长的现代发展知识体系不同，新的发展知识更加强调政府和政治家驱动下的国家发展的能动性，更加强调以具有优势的发展条件克服不具优势的发展条件的潜在作用。新的发展知识要素也否定了传统结构主义所坚持的“只有破除不对等的贸易经济关系，发展中国家才能发展”的观点。21世纪以来，基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而孕育的这些新的发展知识的要素，属于自身发展经验的直接表达，没有经过复杂的次生性建构，因此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在场性知识要素。这一知识体系在市场原则等方面与经典和现代的发展知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不是孤立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则有着很明显的独立性。新的发展知识的出现正在改变着发展研究的知识结构，也正在改变着全球发展的学术政治生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发展援助与中国发展援助的战略政策对比分析”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6AZD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