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发展的基础做得更实一些，提高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辽宁日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重大判断的依据何在？您怎么看今年的经济形势？
刘世锦：2016年，我们就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正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从刚刚过去的2017年情况看，这个判断得到确认。可以说，中国经济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二者在逻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
今年上半年，终端需求可能会有一个季节性回升。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大的不确定因素。目前，这部分投资在终端需求中最大，如果防控风险和治理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的力度加大，那么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就可能下降。这样一来，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将会有所下移。与此同时，存货和出口出现低点，是否回升以及如何回升仍有不确定性。生产性投资已处低位，有可能逐步回升，成为经济增长中的积极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像以往高速增长阶段那样大幅回升，按照国际经验，大体上也就是5%左右的增速。存货、出口和生产性投资逐步进入回升期，将对基础设施投资减速形成对冲。因此，中速增长平台还能稳得住，宏观经济逐步进入大L型加小W型的运行轨道。
辽宁日报：这让我们想起2016年权威人士谈经济的一个观点，即“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并强调“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您如何看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速度问题？
刘世锦：高质量发展不是不讲速度、不要速度，但不能再搞GDP挂帅，不能人为地推高增长速度，应把发展的基础做得更实一些，这不论对短期防范财政金融风险，还是对增强中长期发展动能，都是必要的。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今后3年每年增长速度达到6.3%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至6%，或者就在5%左右。实际上，这个速度并不低。看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7%就算低速；到了中速增长阶段，5%就算高速。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也只有4%左右。
辽宁日报：您的观点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那就是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克服急躁心理和冒进思想。
刘世锦：的确，我们注意到，近来一些地方确实出现对“大干快上”的期待。其实，“大干快上”本身倒没有错，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都比简单提高增长速度难度更大，都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会有更大的成就感。
辽宁日报：基于这种分析和考虑，当前应重点做好哪些工作？
刘世锦：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降风险主要是指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主要是指挤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动能主要是指增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方面需要特别强调一下，2016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明显回升，但主要集中在上游行业，分布不平衡。应争取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盈利分布，这样就可以为降低企业杠杆率提供有利条件。
完善地方竞争机制，重构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竞争指标和内容
辽宁日报：主观逻辑必须符合客观逻辑，否则就会事与愿违。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目标方向，如何才能将其变成现实？有什么好的方法和途径？
刘世锦：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有一个意愿问题，即“想不想干”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能力问题，即“会不会干”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连续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一开始办法也不多，还走了一些弯路，最终探索形成了地方竞争这个机制，大家都在动脑筋、想办法，进行比较、竞争，招商引资、培育环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搞项目，等等。这些办法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在一线通过试错纠错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发展的，管用的就坚持下来并加以推广，不管用的就淘汰。地方竞争机制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之一，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制度优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机制仍然有效，不能轻易丢掉，但要对其进行创新、完善和提升。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各种机遇接踵而至，最终落到哪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允许地方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试错纠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辽宁日报：相关研究表明，地方主要为GDP政绩和财政收入而竞争。如何引导地方竞争机制转型升级，使其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
刘世锦：推动形成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首先要解决发展的目标、评价和激励体系问题，不能再“以GDP论英雄”，至于用什么样的新指标，则需要深入研究。一个办法是确定新的主要指标，如就业。另一个办法是确定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就业创业、质量效益、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形成一个指标体系或综合系数。从理论上说，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长期最优增长速度问题。
其次要解决地方竞争的内容问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以往相比，地方竞争的内容会有很大改变，主要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的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的竞争，等等。
坚持改革精神，积极稳妥地推进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配套改革
辽宁日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之间有什么关联？
刘世锦：在中速增长平台上推进高质量发展，尽管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依然潜能巨大。
目前，我国仍是全球范围内每年经济新增量最大的国家，经济内部互补性强，应对挑战和冲击的空间大。把高质量发展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关键还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和问题，重点是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的开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使全要素生产率有一个大的提升。
辽宁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注意把握蕴含其中的改革精神、改革部署、改革要求，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前进。实现高质量发展急需深化哪些重点领域的改革？
刘世锦：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化多方面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在以下几个主要领域和方面加以推进。
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求，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这方面应该有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这将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实体经济和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从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以直接税为主。减税只有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应该把房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把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地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可将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相应地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负担。
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从传统的企业体制中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过剩、缺少竞争力的产业中退出。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使其更多集中于提供公共产品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核电站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以及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领域。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市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因为乡村振兴实际上是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分给农民，真正维护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差距最大的在服务业，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特点——其技术是软技术，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是体验性的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经验，一定要深度开放与合作，这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同时，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改革和竞争，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