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讲话”有关政治经济学三种提法的逻辑关系
近三年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前后三次从不同角度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第一次是在2014年7月8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第二次是在2015年11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第三次是在2016年7月8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那么，上述三次讲话有关政治经济学三种不同提法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第一次讲话提到的政治经济学可以理解为政治经济学一般的即广义政治经济学，而根据恩格斯的论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①第二次讲话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特定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特殊的即狭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而第三次提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其研究对象来说也同样属于特殊的即狭义政治经济学。
根据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一般即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从各种特殊即狭义政治经济学中抽象出来的，而反过来特殊即狭义政治经济学又应该是在一般即广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由于受社会历史、科学技术和人的主观认识水平的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往往把他们实际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一般的生产方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时，往往又把其实际研究的具有社会化大生产一般属性的范畴与特定的所有制关系绑定在一起，把一般商品经济共有的属性，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属性，把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特征限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现象。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恩格斯所谓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待于建立。因此，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直接照搬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结论，而应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③具体说，就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对不同所有制条件下存在的经济形式，对任何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经济现象，以及任何商品经济都共有的经济范畴，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角度重新加以界定，在此基础上才能揭示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属性，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
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角度对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重新界定
首先，就经济规律来说，时间节约和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为一般，价值规律（或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作为一般经济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为特殊，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以及指令性计划调节、指导性计划调节和双轨制，分别作为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实现的形式为个别。
其次，就生产方式来说，劳动过程是一般（任何人类社会生产都具有的一般属性），价值形成过程是特殊（与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相对应的商品经济），价值增殖过程是个别（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再次，就生产劳动来说，生产使用价值（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即劳务）的劳动是一般，创造价值的劳动是特殊（与自给自足经济中的劳动和计划经济中的劳动相对应），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是个别（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剩余价值）；
又次，就经济剩余来说，产出品大于投入品的剩余产品为一般，采取价值形式的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为特殊，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为个别（相对于由劳动者个人或集体自产自有以及劳动者与资本家共创共有而言）。
最后，就资本来说，作为既是投入品又是产出品的物质资本为一般，采取货币或价值形式的资本为特殊，国有资本、集体所有资本、私有资本为个别。
只有在做了上述一般、特殊与个别的区分和界定之后，我们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找到相关范畴的适用范围。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用科学的态度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首先就是要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其方法发生矛盾时，应该按其方法修正其理论，而不是相反，为了维护其理论而违背其方法。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揭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内在矛盾，从而否定其个别结论的学者，与那些教条主义地坚持这些结论而完全置这些结论与马克思研究方法之间的矛盾于不顾的学者相比，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值得关注的是，前述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引述了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强调“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④
其次，要全面把握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国民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相关制度演变的一门科学，既是经济学的原初形式，又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最初就是以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简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把自己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看作是对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西方经济思想史则大都把马克思归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作为非主流经济学与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同时构成现代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无论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还是从科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出发，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都应该不仅要同时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而且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第三，要密切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我国以往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普遍存在着脱离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照搬经典作家只言片语、用理论裁剪和裁决现实的教条主义倾向。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研究，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用以指导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使命。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家经济学探索”（项目编号：16ZDA24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③④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