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极化
西方治理体制衰败
导致极端势力抬头
真正的民主模式应该让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协商，以便达成妥协和平衡，而不是进行零和博弈，以压倒和战胜对方为目标。西方政党政治不断极化，让妥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以至于不同力量的协商变成了非此即彼的恶斗。传统政党深陷这种恶斗之中难以自拔，无暇顾及国家的未来发展，让民众对其深恶痛绝的同时，也给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018年3月5日，意大利大选结果公布，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成为最大赢家，以近33%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极右翼政党联盟党，则以超过17%的得票率战胜了中右联盟领导人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前进党。一时间，“‘五星运动’和联盟党联合执政让欧盟彻底走向分裂”的担忧，蔓延至整个欧洲。
为什么“五星运动”能在选举中大胜？分析人士指出，意大利当前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悬殊、年轻人失业情况严重，现有政党除了搞斗争“在行”，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不出什么有效对策。“五星运动”瞄准传统政治势力开足火力猛攻，获得了大量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的青睐。联盟党反欧反移民，更在大选中效仿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意大利优先”的口号，也成功夺走了中右联盟的话语权。
此前，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法国议会选举中获得8个席位，其领导人勒庞首次当选议员。在德国大选中，传统大党联盟党和社民党都创下历史新低，而以反欧盟、反难民等为口号的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却一跃以13%的得票率成为联邦议会第三大党。在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和中右翼的人民党结盟组阁，被法国《解放报》看作“右翼势力在欧洲扩张的最新收获”。比利时《标准报》也直言，超过1/4的选民被自由党的政治纲领所吸引，足以证明右翼民粹主义又回到了奥地利“主流社会”。
当前西方民主的最大威胁在于，民主制度未能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因此催生出“去道德化”的政治趋势。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对本报记者表示：“大多数选民认为政府中没有人为他们而战，使得投票意愿不断下降，即使投票也更倾向于以反建制的抗议型思维做出选择。”
选举异化
一切为了选举上台
信口许诺任性决策
西方民主理论宣称，只有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通过民意选择和政党博弈，才能产生比较理想的执政党及领导人。然而，今天的西方政党已被选票绑架。为了多拉选票，候选人使尽招数讨好选民，一旦当选，承诺就变成一纸空文。执政的领导人往往通过提前选举或公投，为自己的权力游戏“下注”。
卡梅伦当初决定举行英国脱欧公投的如意算盘是：反正公投通不过，他可借公投打击反对党、巩固自己的权力，还可趁机要挟欧盟。但将一个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议题，交给信息获取并不充分、不平衡且易于被眼前利益迷惑的普通选民来决断，无疑是轻率的政治赌博。随着“脱欧派”出人意料地胜出，卡梅伦这个缺乏责任和担当的政客也不得不告别政坛。
以史密斯为代表的保守党政客，为了赢得脱欧公投的胜利，炮制了诸如“英国每周向欧盟付出3.5亿英镑，离开欧盟可以将这些钱用到国民医疗体系上”的不实言论。在脱欧已成定局后，人们才发现脱欧的代价远远高出预料。民调显示，多数民众对脱欧感到后悔，希望能扭转脱欧进程。政客们这种不顾国家利益的做法，把英国带入一个混乱迷茫的时期。
伦齐发起意大利修宪公投，也是想扩大政府权力，为接下来的政治经济改革扫清道路。计划裁撤的意大利省级行政区划、意大利经济和工作委员会，更是长久以来饱受民众诟病。反对党却老谋深算，用一句“伦齐修宪是想要独裁”，成功转移了选民的注意力。
伦齐在辞职讲话中表示，意大利政坛本来就是风水轮流转的舞台，无所谓输赢，“每次选举后都会一切照旧”。但他还是要大声疾呼，因为自己本想为意大利的未来有所作为，由于改革想要撤掉的椅子太多，结果“被撤掉的只有我的椅子”。
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为了反对而反对，短时间内就可集聚大量人气。当他们从反对党变为执政党时，民众才会发现，一切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曾作为反对党，在议会中不断攻击前总理萨马拉斯领导的政府，并承诺上台后就将结束紧缩。现在希腊实施的紧缩政策却较以往更甚——当然，如果齐普拉斯重蹈往届政府的覆辙，不顾实际开出空头支票、扩大福利，希腊民众将来的日子会更难过。
在2016年意大利地方选举中，“五星运动”候选人拉吉以反腐反黑的口号赢得胜利，但入主市政府不久后，由她任命的多名官员都被查出涉嫌贪腐，甚至连她本人也遭到检方传唤调查。
“如今，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老百姓对传统政党感到失望，新的政党又没有执政经验，大多数只能靠喊口号、煽动民粹主义情绪来获得支持，不能实际解决问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认为，对比西方社会的现状，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报记者韩秉宸、章念生、张朋辉、胡泽曦、许立群、强薇、冯雪珺、张磊）
制图：蔡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