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为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仁”学说的核心。不知什么时候起，“与人为善”的本义由“与别人一起行善”演变为“与别人友善相处”，并把它作为做人的重要准则。把“与人为善”诠释为“与别人友善相处”，作为孟子本义的进一步引申，其实未尝不可，或许在当今更具教育意义。但如果把“与人为善”曲解、变异为不讲原则、不辨是非的“好人主义”，那就不可等闲视之了。
“好人主义”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痼疾，表现形形色色，其实质是不讲原则、不辨是非、回避矛盾、一团和气，正如一副对联所刻划：上联“睁眼闭眼一只眼”，下联“你好我好大家好”，横批“好人主义”。时下一些地方和单位政治生态不良，“好人主义”披上“与人为善”的“马甲”，粉墨登场，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导致一些地方和部门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政治生态每况愈下，甚至产生坚持原则、敢于担当者“出局”的“逆淘汰”现象。
“与人为善”变异为“好人主义”，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诱导民意、玩弄民主。在选拔干部的民主推荐和考察环节，一些基层单位领导或考察组长往往希望大家“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应该说“与人为善”本身无可挑剔，应该倡导，问题在于有的领导“醉翁之意不在酒”，过度强调“与人为善”，有意淡化党性原则，客观上释放出“说好话、开绿灯”的信号，有的甚至辅之以所谓的“组织意图”来诱导民意、玩弄民主。这种“与人为善”是一种实用主义，为“意中人”站台助威，其实质是长官意志，搞团团伙伙，值得警惕。
二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有的人虽然认识到“与人为善”背后的“好人主义”，但往往为了一己之利而放弃原则、牺牲党性，正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好我好大家好”，这种“与人为善”是一种利己主义。
三是随波逐流，消极处事。一些基层干部群众消极对待“与人为善”，把它作为自己的处世哲学。有的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认为自己一票改变不了结果，随意行使民主权利；有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不碍着自己，提拔谁都没意见；有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回避矛盾明哲保身，宁做“隐身人”，不当“出头鸟”，不因说“不”而树敌。尤其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奉行“沉默是金”，习惯“装睡”，可谓“修炼”到家。
四是放弃批评，妥协退让。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坚持原则、敢说真话的被视为“刺头”，正常向组织反映问题的倒成了“打小报告”，“好人主义”则成了“与人为善”的“香饽饽”。有的人放弃积极的思想斗争，“批评上级放礼炮，批评同级放哑炮，批评下级放空炮”；有的人不辨是非、迁就错误，即使发现同志滑向危险边缘，也不愿“扯袖子、咬耳朵”“红红脸、出出汗”；有的人害怕“出事”、包庇犯罪，有案不查、违法不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美其名曰“与人为善”。
这是不辨是非、不讲原则、放弃党性、挑战法纪，与其说是“与人为善”，不如说是“对人伪善”，其实质就是“好人主义”，必然侵害党内政治生活、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弱化党的自我革新能力，必须引起警惕。
（作者为江西上饶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