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印度作为世界上民族、宗教、语言最为纷繁多样的国家之一，其国内充满着众多复杂、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民族利益、地区利益冲突及社会阶层对立问题交织在一起，深刻影响着印度政府的管理能力以及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冲击着印度的安全、稳定与统一。
【关键词】印度 安全感 社会治安 【中图分类号】D58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强，国家之间交往密切，各国国家安全面临着冲击。在国际形势基本和平稳定的状态下，主权国家虽然要面对许多外部安全威胁，但国家安全与否更取决于国内的社会秩序，即国内的社会治安状况等。不同民族、教派间的暴乱纷争以及其他社会冲突，时刻危害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的印度，由于历史上屡遭异族入侵与占领，成为世界上民族、宗教、语言最为纷繁多样的国家之一。民族众多，信仰各有不同，使得印度社会宗教问题较为复杂。社会文化构成多样、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普及程度较低，加之历史上遗存下来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得印度国内存在着许多复杂而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民族利益、教派利益、地区利益冲突以及社会阶层对立交织在一起，深刻影响着印度政府的治理能力、社会的整合力与凝聚力，影响着印度社会的团结，冲击着印度国家安全与稳定。
社会犯罪与种姓问题
印度属于和平立国，完整地保留了英国殖民时期的政治、法律体系，经过独立后几十年的运转，其司法制度相当完善，具有较高的社会安全控制与管理能力。在印度，不论是酒店还是机场，都有较为严格和认真的安检。同时，印度还是一个传统宗教氛围较为深厚的国度，民众多为虔诚的信徒，深受业报轮回等宗教观念的熏陶，节制物质欲望能力很强。因此，宏观上来看，印度的社会治安状况还不错，社会面貌显得“杂”而不乱。全球最大的城市数据库网站Numbeo数据显示，2014年印度犯罪指数为43.70，安全指数为56.30；2016年印度犯罪指数为46.59，安全指数为53.41，在全球各国犯罪与安全指数排行榜中位列45。在这个数据中，印度都位于中游，既不是犯罪率较低的国家，也不是犯罪率较高的国家，但需要注意的是，印度的安全指数在近几年呈下降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社会屡屡发生令世人震惊的针对女性的恶性暴力案件，特别是2012年12月发生的黑公交车轮奸案，以及2017年2月发生的女明星被强奸案，使得印度公众社会安全感，尤其是女性的社会安全感降到极低点，性犯罪已经成为影响印度社会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也影响着外国人对印度投资的热情和旅游观光的兴趣。实际上，近些年来，印度社会针对女性的犯罪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根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的数据，印度记录在案的强奸案件由1971年的2487起增至2011年的24206起，增长率为873.3%。比较而言，谋杀案件在1953年至2011年的近60年里增长率为250%，远不及强奸犯罪。为加大打击强奸犯罪的力度，2013年印度政府对刑法相关内容进行修正，但仍未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2015年印度强奸案发生的数量是2012年的3倍。印度的几座大城市，比如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都是强奸案频发的“重灾区”。在2016年新德里警方向新德里高级法院递交的报告中，仅强奸案就占到了73.11%。
究其因由，首先，当代印度仍是一个凸显男权的社会，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印度教派对女性地位的压制与不尊重，以及传统的婚俗，加剧了印度人对女性的岐视。虽然产生过英迪拉·甘地这样杰出的女政治家，也曾有女性出任政府的部长，但当代印度女性社会地位低的现实并无好转，特别是受种姓制度的制约，低种姓妇女地位就更加悲惨，时常遭到高种姓男人暴力对待。其次，独立后的印度政府虽然颁布了许多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但实施不力，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如印度打击强奸犯罪的法律常常被“传统”扭曲，执行不力、效率低下，待审案件堆积如山，受害者常常投诉无门、报案无果。一方面，审判时间长。法律条文中比较偏向犯罪嫌疑人的取证和质证条款，使得强奸犯罪的判决耗时良久。另一方面，量刑轻。印度许多强奸案在审理五六年后，案犯一般会被判入狱2—3年，甚至被判无罪，仅以象征性罚款了事。而在此期间，受害者及其家庭的工作、生活都受到极大影响，如受害人是未婚女性则多数会影响婚姻。再次，警界腐败不作为，轻视此类案件，执法态度不积极，导致不能及时取得有效证据。最后，弱势群体无钱上诉，许多受害人无奈选择私了甚至忍气吞声，如此就更加纵容了此类犯罪的增长。还有人认为，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即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众多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大城市打工。他们中一部分人是抛家舍业、独自在外的单身汉，大多从事简单、收入较低的体力劳动，往往成为潜在的性暴力犯罪者。
印度独立后，三千多年的种姓制度虽然在法律上被废除，但印度政府并没有采取相应的社会根除措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不同种姓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就业机会上产生激烈的斗争。社会地位低下的种姓不断要求与占统治地位的高种姓分享权力，各种姓对政府中的职位分配额也存在不满，种姓之间及种姓内部派别林立、矛盾盘根错节。高等、中等与低等种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印度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暴力冲突。2015年 8月25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爆发了造成至少10人死亡的种姓骚乱。2016年2月21日，哈里亚纳邦又发生了高种姓群体暴乱事件，造成数人死亡，多座市镇陷入混乱。而在印度农村，几乎每年都有低种姓被屠杀的事件发生，屠杀人数有时甚至达到数十人。高种姓任意对待低种姓民众，如对他们进行惩罚、施暴等，使低种姓民众生活在极不安全的环境中，普遍怀有恐惧感和不满情绪，而低种姓民众的反抗又增加了高种姓民众的不安全感。不同种姓之间相互排斥、猜疑、不满和仇杀，使得种姓矛盾与宗教、民族矛盾互相交织，种姓制度成为印度社会众多冲突的根源。种姓歧视与冲突是现实及未来阻碍印度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痼疾，也是挑战印度国内安全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
教派矛盾与冲突
由于历史上进入印度次大陆的种族众多，使印度的宗教文化较为复杂。当代印度国内盛行的宗教就有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耆那教等。其中，印度教教徒最多，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80%以上，其次是伊斯兰教徒，占印度人口总数的13%以上。不同宗教组织或派别一旦彼此失信或不和，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同形式的争端或冲突，从而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国家安全与统一。在印度，因历史积怨，印度教徒对穆斯林抱有很强的戒备和不信任心理。这种心理在印度国家政治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各政党利用宗教纠纷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由此导致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表现为宗教上的冲突。因此，在印度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因一些生活琐事引发尖锐的矛盾，导致冲突不断。
20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印度经历了四次教派冲突浪潮。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的教派冲突仍在延续。其中，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的冲突在发生的频率、规模、伤亡人数以及造成的影响方面最为突出与典型。2002年2月27日，一列载有75名印度教徒的火车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戈特拉镇遭遇袭击，58名教徒被活活烧死。其后，印度“世界印度教大会”呼吁向穆斯林发起猛烈的报复，最终报复行为演变成血腥的暴力冲突。2012年7月，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爆发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报复性冲突，造成将近80人死亡、40多万人流离失所、400多个村庄化为灰烬。2016年，围绕一句带有浓厚印度教意味的口号“神母印度万岁”，印度各地又发生了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
此外，印度社会中还存在印度教与佛教、印度教与基督教、印度教与锡克教之间的教派冲突。1996年，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提出了“文化民族主义”原则，强调印度的印度教特性，导致小宗教信徒与大宗教信徒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是积怨不断郁积，彼此缺乏信任感，暴力事件频发。如印度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呈上升趋势并越来越倾向暴力化。1999年，一群印度教暴徒点燃了一辆车，致使澳大利亚基督教传教士和两个孩子被烧死。2007年到2008年间，印度多个地方邦都发生了印度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冲突。其中，2008年9月，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以曼加罗尔为中心的四个地区发生冲突，17间天主教堂被毁，大量基督教徒受到袭击。2016年3月，印度中部恰蒂斯加尔邦一座教堂遭到约50名男子袭击，一些教徒包括儿童在这起事件中受伤。
教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直是影响印度社会发展的一颗毒瘤，不仅使得印度民众难以获得安全感，也加大了民族差异，削弱了国家认同，加剧了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裂变，威胁着印度的政治与社会安全。
极端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
受民族、种姓与宗教的影响，印度社会的差异性较大。而相同种族、民族和宗教又分布在不同的国家里，更使民族、种姓与宗教等成为跨国性的社会因素。国内某个或某些种族、民族、种姓或其他政治势力利用教派政治，强化宗教力量，以求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最终导致极端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极端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也是印度的社会顽疾之一，其极端的暴力行为与恐怖主义活动，严重威胁着印度国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近年来，除与印度教、伊斯兰教有密切关系的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活动较活跃外，印度极左翼武装活动也有回升趋势。2017年4月，极左翼武装在恰蒂斯加尔邦向当地警察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5人死亡、6人重伤。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曾明确表示，极左翼武装已成为“印度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但由于印度极左翼暴力活动主要集中在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中南部向东延伸的山区，居民多为部落民。山多林密、交通闭塞的地理条件，使得政府管控能力极弱，难以彻底根除极左翼势力，双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印度的民族分离主义多为民族利益、地方利益、教派矛盾或冲突缠结在一起而形成的，至今仍没有减弱。如，印度东北部的许多部落民在英国入侵之前并非是印度本土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的信仰者，而是信奉原始宗教（图腾、超自然力、萨满巫术)的，其与印度教徒在感情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疏远。英国统治印度后，在英国传教士的作用下，许多部落民信奉基督教。从宗教因素来看，他们对于西方人的亲和力要大于对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亲和力，因此，其离心倾向较重。还有众所周知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独立运动、旁遮普邦锡克族的分离运动、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的“自由阿萨姆国家”运动、泰米尔人分离运动等。除此之外，印度安得拉邦境内的泰卢固人、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地区的廓尔喀民族解放阵线、喀拉拉邦以及卡纳塔克邦图鲁纳德地区的图鲁人也都要求独立建国。由于印度政府治理能力脆弱，在反分离主义运动中的表现耐心有余、措施不力、经济投入大、政治治理差，没有形成一个前后连贯、上下一致的合力，使民族分离主义问题始终没能真正解决。如今，极端主义暴力活动与层出不穷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已成为印度大国梦背后的一个严重隐患，严重危及印度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分裂。
在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发展，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当代，印度国内安全状况不但使其国内社会冲突频发、暴力活动不止，难以形成团结、统一的国家形象，而且其国内的种姓、民族与宗教纷争也会影响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参考文献】
①吴永年：《印度社会的性犯罪现象》，《社会》，2004年第1期。
②孙士海：《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③刘静：《印度社会治安掠影》，《人民公安》，1998年第18期。
④尚会鹏：《种群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责编/孙渴 美编/李祥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