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非洲地区的传统安全问题有所缓解，但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凸显，成为最严重的安全威胁。部族主义、“资源诅咒”、经济发展滞后、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外来势力干涉以及恐怖主义渗透等，是非洲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使得非洲民众安全感严重缺失。
【关键词】非洲 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 【中图分类号】D58 【文献标识码】A
进入21世纪后，非洲安全形势有所改观，内战、政变、边界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有所减少，但恐怖主义、海盗、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影响非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互交织，使得非洲民众安全感缺失。
非洲地区传统安全问题时有爆发，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逐渐扩大
近年来，非洲地区的传统安全问题有所缓解，但并未完全消失，仍然时有爆发。第一是，政权交接危机。2017年爆发的津巴布韦危机即是典型的例子。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内部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是以埃默森·姆南加古瓦为首的老派；另一派是少壮派，以“第一夫人”格蕾丝·穆加贝为首，两大阵营围绕领导权进行争夺。最终，姆南加古瓦于2017年11月24日宣誓就任津巴布韦总统，津巴布韦进入“后穆加贝时代”。第二是，军事政变。军事政变一直是非洲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出表现形式。近年来非洲多个国家都发生了军事政变，比如2008年8月，毛里塔尼亚参谋部负责人阿卜杜勒·阿齐兹以“挽救国家的民主进程”为由发动军事政变；2008年12月，几内亚军方组织“国家民主与发展委员会”发动政变等。第三是，社会治安问题。非洲多个国家社会治安不佳，最典型的是南非地区，可以说是举世闻名的高犯罪率国度。
近年来，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非洲最严重的安全威胁，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第一是恐怖主义。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及之后的北非国家动荡，给恐怖主义组织繁殖和散布提供了土壤。利比亚战争后，非洲的恐怖主义活动猖獗，虽然恐怖主义是全球性问题，并非非洲独有，但非洲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恐怖主义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基地”组织北非分支、索马里“青年党”和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在非洲呈三足鼎立之势，分别活跃在北非、东非和西非地区，互相渗透，四处传播，形成了从东非索马里到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再经萨赫勒地区至西非尼日利亚的恐怖主义“不稳定之弧”。
第二是海盗。由于海盗袭击对于海运具有严重威胁，近年来国际社会开展了一系列联合打击海盗的行动。传统海盗重灾区索马里、亚丁湾和红海等地的海盗威胁逐渐减轻，但几内亚湾海域的海盗案件却呈明显增长趋势，近几年每年都有数十起海盗案件发生。从已发生的案例来看，从非洲北部的几内亚沿海到南部的加蓬沿海都有海盗的踪迹。
第三是传染性疾病。非洲的传染性疾病种类很多，诸如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病毒性出血热等，最常见的是艾滋病、疟疾、拉沙热、结核、伤寒、霍乱等，各种疾病在非洲不同季节、不同地区轮番爆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5年尼日利亚因疟疾死亡的人数达到19.23万，因腹泻病死亡的有14.37万人，因艾滋病死亡的有13.19万人。2016年11月，尼日利亚索克托州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疟疾疫情，塞内加尔、利比里亚等多个国家也爆发了不同程度的疟疾疫情。传染性疾病的肆虐不仅威胁着非洲当地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由于疾病的干扰，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无法顺利开展，阻碍了非洲地区的发展，形成了“贫困—疾病—贫困”的恶性循环。
第四是气候变化。非洲整体上处于前工业化或工业化初期阶段，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人均量较少，但却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气候变化给非洲带来的危害有很多。首先，气候变化减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降雨量，增加了干旱频率，使平均气温升髙，并影响清洁水源的获取。同时，气候变化导致的降雨减少，加剧了非洲结构性缺水的困境。此外，西非国家电力的主要来源是水电，缺水也进一步加剧了电力的缺失。其次，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升高，多个几内亚湾沿岸国家的海岸带安全将面临严重威胁，尤其是地势低、人口密集的三角洲地带。最后，气候变化导致非洲海洋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包括鱼类减产、海洋生物种类减少及珊瑚白化等，而陆地上的动植物种类和数量也有减少的迹象。此外，自然环境破坏严重、跨国犯罪日益猖獗等，也是非洲主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洲安全局势呈现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陆海安全问题共存等显著特征
第一，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进入21世纪，非洲传统的暴力行为逐渐式微，非传统安全问题应运而生。相对于可以清晰辨认暴力发起和来源的传统暴力行为，这种由社会组织甚至民众个体发起的暴力行为，方式更加多样化，来源更难以辨认，目的或公开或隐秘，且随时可变，波及面更广，影响也更深远。21世纪前期，非洲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共存，“阿拉伯之春”后，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超越了传统安全问题，成为更严峻的威胁。按照目前非洲的发展局势，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成为非洲未来安全挑战的主流。由于非洲多数非传统安全问题跨越国境，是泛地区性问题，导致国际合作需求增加、合作难度加大。采用传统从上而下的单一线条式治理思维和手段处置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低效的甚至无效的。目前非洲国家普遍不具备良好的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这让民众对政府的治理能力产生怀疑。
第二，陆地安全问题与海上安全问题共存。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安全呈现出陆地安全问题与海上安全问题并存的局面。海上安全问题主要是海盗，其有着鲜明的特点，如作案对象单一、地域范围广阔、工具先进、灵活机动等。解决海上安全问题需要多个国家的协调与合作，这加大了治理的难度。考究海上安全问题的来源，会发现海上安全问题多为陆上安全问题的延伸和延续，因此，单纯打击海盗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海上安全问题的治理需要实现陆地与海上联动，实施综合性的治理。鉴于非洲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无法在短期内消除，陆地与海上联动的综合治理不能迅速取得明显的效果，因此，非洲陆地安全问题和海上安全问题共同存在的局面还将持续。
第三，经济增长缓慢。部分非洲国家经济严重依赖于某一产业，单一的经济结构导致了经济的高度脆弱性，极易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当前，世界经济复苏道路曲折，全球需求不足，国际贸易和投资额下降，部分非洲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公共服务支出减少，居民生产生活受到明显的影响，一些生计困难的民众通过各种极端方式表达不满，甚至部分人走投无路，加入恐怖主义组织或极端主义组织。
第四，内部治理和外部干涉的军事化。多数非洲国家坚持传统安全逻辑，采用高压政策和军事化手段实施安全治理。而外部势力也通过军事干涉等多种行为，不同程度地介入非洲国家安全事务，干涉手段呈现明显的军事化倾向。外部势力的军事干涉压制了非洲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形成了“冲突—外部势力干涉—外部势力撤出—冲突重现”的恶性循环。
第五，安全问题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使得要素加速流动，成为非洲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非洲多数安全问题跨越国界，成为了泛地区化事件，单边问题变成双边、多边问题，提高了危机应对难度。
部族矛盾和部族主义、“资源诅咒”和制度困境成为非洲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
第一，部族矛盾和部族主义。多数非洲国家部族众多，族体构成复杂，国家内部部族矛盾突出。非洲国家部族矛盾和部族主义产生发展的原因有很多，最根本的就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占据不同地域的部族为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和空间，产生矛盾和冲突。在长期的冲突中，非洲国家逐渐形成了稳固的地域部族认同和可传承的部族主义。
非洲国家独立后，部族主义强化和加剧的因素犹存。首先，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普遍滞后，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下的非洲民众，为满足基本生活所需，通常会采用见效最快的暴力手段争夺资源。持续的经济落后和贫困不断加深部族之间的敌对，两者形成了恶性循环。其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在非洲大陆推行民主制度，非洲各国的中小部族希望通过民主制度实现与大部族争夺政治权力和生存资源的目标，纷纷成立各类政党，在现代政党政治的大旗下，各部族展开了新一轮斗争，但这种斗争在很多时候采取的仍是传统的暴力方式。在“民主”的浪潮下，非洲国家的部族矛盾和部族主义再次强化。再次，获得政治独立后，非洲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并没有消失，尤其是经济领域，西方国家掌握着很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命脉。而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的直接和间接干涉，导致部族矛盾更剧烈。最后，非洲国家政府处理部族主义问题不当，政策失当加剧了部族矛盾。部族主义对非洲国家政治发展和安全局势产生了长期的、深刻的影响，使非洲国家处于分裂不和的状态，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对非洲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危及政局的稳定。
为减轻部族主义的危害，非洲国家相继出台实施了多项相关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部族主义仍是非洲安全局势恶化的重要诱因。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宗教问题也是非洲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之一，宗教问题与部族主义问题相互叠加、互相助长。
第二，“资源诅咒”和制度困境。“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可以简单地描述为，某项自然资源的丰腴带来资源型产业的繁荣，形成单一的资源型产业结构，但资源部门的扩张会挤占其他行业的资源配置。首先，导致制造业的萎缩。资源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人力资本投入无法得到足够的收入补偿。同时，非洲居民接受教育的意愿普遍较低，难以支撑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其次，在制度安排不完善的情况下，资源型产业的迅速扩张将带来严重的寻租和腐败问题。再次，产权制度不清晰、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规则不健全等，会诱使资源使用的“机会主义”，造成资源浪费和掠夺性开采。最后，资源开发将会加大生态环境的压力，环境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
几内亚湾是世界著名的油气产区，也是遭受“资源诅咒”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油气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挤出效应”明显。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也是遭受“资源诅咒”最严重的地区，多年的油气资源开采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修复的破坏。环境破坏不仅是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是当地居民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尼日尔三角洲当地居民无法再依靠传统的渔业和农业生存，“资源诅咒”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导致了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类似的“资源诅咒”还广泛地存在于多个非洲国家，比如塞拉利昂的“血钻”、赤道几内亚的“石油诅咒”等。同时，“资源诅咒”还往往同部族主义、宗教问题交织，成为非洲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
第三，其他重要诱因。首先，经济发展的长期滞后和严重的粮食危机。一方面，为争夺有限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源，非洲不同部族之间会产生相应的冲突；另一方面，长期贫困的非洲民众迫于生计，不得不从事毒品交易、武器走私、海盗等犯罪活动，甚至加入极端主义组织。其次，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多数非洲国家嫁接的西方民主制度与非洲本土传统存在排异现象，国家机构运行层面存在多种缺陷，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再次，“阿拉伯之春”后外部恐怖势力的渗透。非洲是穆斯林集中地区，也是“基地”组织扩散的理想对象。“阿拉伯之春”后，“基地”组织加快向非洲渗透，“基地”组织北非分支迅速扩张，并与非洲本土恐怖势力勾结。最后，外部势力对非洲国家安全事务的干涉，也是非洲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春宇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①李安山：《非洲民主化与国家民族建构的悖论》，《世界民族》，2003年第5期。
责编/孙渴 美编/李祥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