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朝官学以及各地的书院是士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学校和书院的学官是他们新的社会角色。元代江南士人通过社会经营，在元朝中期完成权威重塑，提高了其在江南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控制能力。
【关键词】元代 江南士人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士人或称儒士，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儒为业的知识群体。元朝的士人有专门的户籍，称为儒户，当时全国有儒户11万余户，其中北方腹里地区有儒户3890户，江南地区据学者估计有100647户。可以说，江南士人是元朝士人的主体部分，是元朝士人的代表。
唐宋以来，士人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主要角色，士人除了涉足科举和国家统治以外，也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南宋灭亡以后，元朝江南士人基本上失去了做官的机会，社会地位下降，处境恶化。
学官成了江南士人在元朝的新的社会角色
元朝统一之初政治混乱，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前朝科第仕宦之家，成了各种势力勒索、盘剥的对象，江南一般儒士的处境也进一步恶化。在不利的情况下，大部分儒士开始适应新的环境，重新选择生活道路。元朝官员的选举实行跟脚制度和吏员入仕制度，一些在蒙古帝国和元朝建立过程中的功臣获得各种跟脚，形成跟脚家族，其子弟长期担任中高级职务。一些中下级职务则以北方吏员出身的人为主，儒士一般在学官内任命。于是，出仕学官成了多数江南士人最后的归宿，学官成了江南士人在元朝的新的社会角色。这种新的社会角色的形成，是元朝统治特点决定的。江南士人在四等级结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中地位最低，做学官是其不得已的选择。这种情况限制了江南士人政治才能的发挥，给元朝统治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总的来看，元初江南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变，在当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元代儒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保证了传统儒学的传承和发展，有利于江南社会的稳定。
元朝实行儒户免役制度，士人另立户籍（儒户），除了田税和商税以外，免除差发、徭役。士人的户籍由地方学官管理，士人与地方官学（包括书院）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以前从未有的变化。学校成为地方士人的主要活动舞台，学官直接统领在籍的士人。官学学田的收入在满足学校运行的情况下，一部分作为生活补贴发给学生和士人，一些年老贫困的士人则由学校收入供养，士人的子弟需要入学读书，学习不努力的学生会受到学官取消生活补贴（停供）甚至开除儒籍（或学籍）的处罚。
元朝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与学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江南士人需要在每月的朔、望日早晨到学校参加祭祀。祭祀仪式结束以后是讲书，讲书形式比较灵活，学官、学职和一般士人轮流讲，士人可以在讲书期间离开。祭祀以后地方士人和参加祭祀的学官、地方官吏在学校会餐。地方士人任职、出游的一些手续，需要到学校办理，学校还是江南士人节日的聚会之所以及平时消遣的地方，如天寿节，各地学校都会在这一天组织庆祝活动，地方士人汇聚学校，为皇帝“告天祝寿”。平时新任学官上任，其朋友也会到学校参加就职仪式。另外，士人在外面游历，到一个新地方后，一般需要拜访当地的官学，并到文庙行礼。
元代江南士人的生存奋斗：游京师
元朝士人入仕艰难，其个人和家族的发展陷入困境，于是，大量江南士人到都城大都（今北京市）甚至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寻找发展机遇。现在流传下来的史料中有163位江南士人有游京师的经历，足见这种社会风气的盛行。
江南士人游京师的目的除了少数人观光游览以外，大部分人的目的是通过求官改变自己或家族的处境。他们到元大都上书或在特定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期盼得到元朝皇帝或权贵的关注，进而得到任命。不过，元大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对于江南士人来说比较恶劣，他们被迫寻找住处和特定职业谋生。一旦他们的生活稳定下来，江南士人就开始构建人际关系网络，争取尽快取得荐举做官的机会。江南士人结交的对象有京城的汉族官员，也有一些蒙古、色目官员，诗文唱酬和燕集是他们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
从这些士人的材料来看，相当一部分士人得以留京做官，也有人得到荐举离京到地方担任学官或地方官，当然也有人死在京城或失望而归。从当时的社会舆论来看，江南士人将游京师的意义，提到人生观的高度，将其作为实现完美人生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元代江南士人产生了游京师的使命感和强烈的动力。如士人陈孚（1259-1309，浙江临海人）前往上都，到了居庸关写道：“邻家三数妪，对我清泪倾。问我膳饭否，虑我衣裘轻。大笑挥之去，我岂儿女情。”
通过游京师，江南士人向元朝中央政权反映江南社会诉求，也将儒家的思想和治国理念向元朝统治者广泛宣传。尽管游京师的江南儒士之中，求官的人居多，但他们“能优游京师，出入馆阁，与四方缙绅韦布交游”，这本身就是传播和扩散儒家传统文化的行为，如此多的江南儒士活跃在大都的政治和文化舞台，对元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江南儒士游京师的现象，扩大了儒学在元朝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也是对元代弊端丛生的选举制度的有益补充，有利于元政权的顺利运行以及元朝社会的稳定。同时，从江南儒士大规模游京师的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社会精英——江南士人在逆境中顽强抗争的勇气，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元代江南隐士逐渐成为江南地方社会的精英
在元朝儒学“不行于世”的情况下，大量江南士人归隐，成为隐士。一些退居乡间，耕读为业，享受安静的隐居生活。一些缺乏经济基础的士人则流荡于江湖，艰难谋生。他们选择教书、务农、经商、习医、占卜等手段养家糊口。相当一部分隐士通过务农、经商等不同手段致富，重新成为地方社会中影响较大的人物。元代江南隐士已经不是以前朝代与世隔绝的群体，他们不仅追求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还追求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与控制，通过他们的提倡和身体力行，影响地方政府和社会舆论，重建他们在江南社会中的权威。
元代江南隐士分布于江南地方社会的主要职业群体之中，成为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促进了儒学向民间社会的扩散。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各种社会经营活动在江南完成了权威重塑。元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经营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燕集、诗会等活动，引领江南社会的舆论导向和文化时尚。第二，通过向元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上书、提建议等行动，参与政治，维护儒士和地方百姓利益。第三，积极提倡和亲自参加地方社会教化活动，扩大儒学、儒士的社会影响。第四，通过积极提倡和亲自参加地方社会公益活动，提高其在地方社会中的话语权和社会控制能力。可以说，在元朝，隐士以不仕的节操，得到当地地方官和社会舆论的肯定，相当一部分江南隐士得到地方官员、一般士人和乡里百姓的拥护和尊敬，成为乡民日常生活的表率和地方利益的保护者，通过权威重塑，元代江南隐士逐渐成为江南地方社会的精英和地方利益的代言人。这是南宋以来士人参与地方社会事务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有力说明：隐士向明清时期“乡土社会”中的乡绅转化，在元代出现了端倪。
元代江南士人对于理想和尊严的追求以及他们的生存奋斗，是中国历史上儒士演进过程的特殊一章。从生存环境的险恶到权威重塑，元代江南士人完成了自我救赎，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顽强的社会生存能力，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逆境中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明]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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