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知识分子在意识到“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开始提倡“兴女学”。从只重家庭教育、师范教育，到20世纪20年代的“壬戌学制”，中国女性终于获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女学生也成为引领时尚风潮、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群，迈出了近代中国女性寻求解放与获得解放的第一步。
【关键词】清末民初 女子教育 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末，国人将办女子学校纳入了中国社会维新图强的议程
1897年4月12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女学》一文，大声疾呼，“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将“强国保种”的政治诉求与发展女子教育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时，距离英国“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的爱尔德赛女士（Ms.Aldersey）1844年在宁波创办中国大陆第一所教会女塾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中国的维新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此前一年，梁启超辗转得知，有两位从江西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学生，已经在世界名校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且获颁“头等执据”——即优秀毕业证书，受到西方男士们的推崇，梁氏认为，如果她们没有到美国，未能进密歇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块块然，戢戢然，与常女无以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这个消息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很大的启发，国人由此将办女子学校纳入了中国社会维新图强的议程。
1898年5月，在经元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主持下，“中国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在上海城南桂墅里创办，谭嗣同、张謇、黄遵宪等人以及各国驻沪领事均慷慨解囊。二十余名8至15岁的中国女孩进入该校学习，学校分算学、医学、法学三科，又另外专设师范科。在《创设女学堂启》中，梁启超寄望该校培养的学生“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虽然学生人数很快在年末得以翻倍，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女学堂”未及壮大就黯然关闭。
中国历史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其实从明代开始就有所松动，中国男性文人对女子教育的态度出现转变，中上家庭不仅对女儿、儿媳进行开蒙教育，甚至让妻妾在结婚后继续学习，于是出现了专教女子的“闺塾师”群体。男性文人还乐于赞助周围女性文人的写作与出版活动，尤其在江南地区，出现了女性文化的繁荣。根据美国著名妇女史学家曼素恩（Susan Mann）的研究，清代女子受教育程度绝不仅限于《女诫》之类的道德说教文书，而是早已扩展至经史的学习，在士大夫家庭，女孩的早期教育与其兄弟并无太大差异。
但是，不论是明清江南士大夫家庭的父亲、丈夫，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男性文人对女子教育的关注，主要都是因为意识到女教和女学对子女教养的重要性：“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让女孩在家中、闺内接受私学，与抛头露面、成群结队进入学堂学习毕竟有很大的不同。1904年，张之洞等革新名臣筹划出台《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时仍忧心忡忡地表示：“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故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
清政府在晚期对于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努力不少，但对于女学基本没有考量。1904年通过的“癸卯学制”想要建立的仍然只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将女子教育完全排除在官办学校之外，明确指出女子在家庭之外接受教育有伤风化。1907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小学堂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同时颁布了《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提出“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
教会女校的创设与示范，为19世纪中国女子接受新学教育创造了机会
虽然清政府对女子结队入学、游行街市、学习西书均持保留态度，但是西方传教士为了拓展传教事业所开办的教会女校，却随着教会的拓展在中国各地发展起来，一时间“教会所至，女塾接轨”。上海的第一所女校，是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的夫人以利莎（Eliza J. Gillete Bridgman）于1850年创办的裨文女塾。很快，次年就有了第二所女校——文纪女塾。不过，在十年后上海才迎来了第三所教会女校——清心女塾。1864年，裨治文夫人又在北京创办贝满女塾。京沪两地最早的女子学校的创立都与以利莎——这位美国女传教士关系密切。教会通过办女校推动传教事业的做法很快在沿海、沿江口岸城市推广：1867年，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在杭州皮市巷创办贞才女学；1884年，“美以美会”在镇江创办女子学塾；1887年，美国女传教士沙德纳在南京创办“沙小姐学堂”（1902年更名为汇文女中）……
早期的教会女校，如爱尔德赛女士在宁波所办的女塾，其招生的卖点就是免费食宿和免费教育，生源主要为通商口岸的贫苦民众。然而，停留在简单启蒙层次的免费教会教育规模难以扩大，一旦差会支持不济，就不得不停办。因此，19世纪60年代以后，慈善式教育开始向经营式教育转型，教会女校的服务对象转为中国城市中等以上的富庶家庭。据不完全统计，1869年全国教会（不包括天主教会）学校共有女学生576人，1877年增至2064人。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教会女校已基本改为收费上学，教会女校的办学宗旨转为“给入学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1892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上海创办中西女塾时，第一批入校的五名女生（一说七名）就均为中上以上家庭的女孩，据其在《五大洲女俗通考》中的统计，到1902年，全国基督教会所办学校中，女生已经增至4373人。不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也有了教学质量出色的教会女校。著名妇女活动家，后来担任中华节制会会长的刘王立明，1916年就是从江西九江的一所教会女校——儒励书院毕业后，考入美国名校西北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得到该校的奖学金资助。
1898年5月，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校——“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学，“时则声名鹊起，远方童女，亦愿担簦负笈而来”。1902年，蔡元培和吴怀久分别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学和务本女学。与教会女校不同，爱国女学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与革命教育；务本女中则提倡朴实勤勉的校风。接着，启秀女中和民立女中先后于1905年、1906年开学招生，国人自办女校开始在上海的女子教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女子刊物——《女子世界》于1904年第11期报道了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女子学校的情况：北京有“日本女子大学校卒业生陈彦姿安女士刻拟……创设女学堂一处”；湖北“启秀女学堂本系民办，端抚捐助经费一千两，以期扩充。武昌不缠足会附设之幼女学堂，刻下报名者已有百余人，而学额仅容四十人……经费由宋汪两君分募”；在济南，“山东省城向无女学，由王伯安县令创办女学堂一所，初设南关外后营坊，与男学合校。去年春间，募捐在西关建造洋式楼房一所，名曰新区女学堂，闻尚护抚之女公子及侄女，均入校肄业。仕宦闺女闻风至者，络绎不绝云”；在杭州，有女学校因投资人“忽萌悔志，迟延不缴，经费大为困难”，所幸得到了浙江巡抚聂缉椝的支持，“常年拨款一千八百元，以充女学校经费”；常熟的竞化女学校为《女子世界》的记者们发起举办，有公立学校的教员来义务教学，“改赁校舍于城东后辛巷，添设英文唱歌两科，仍分高等初等两学级，外邑颇多闻风就学者，现学生共有三十人左右”。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这些中国人自办的女校发起人各异，有海归学生，有民间团体，有现代报刊；经费来源也多种多样，有的由办校人自筹，有的众筹，少数幸运者得到了地方官员的资助。
据清朝学部统计，到1907年，除吉林、新疆和甘肃外，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女子学堂，总数达428所，在校生15496人，但非教会学校女生数仅1500人；到1909年时，教会女校学生人数已超过65000人。
中国女性终于获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1912年9月3日，当时的教育部颁布“壬子学制”，逐步确立了新的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四年制，可以男女同校；女子高小以上，可设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女子高等师范及中等实业学校。1914年12月，教育部又颁行了《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对女子教育作出专门规定：“普通教育之中，女子教育亦属重要；我国女学幼稚，数年以来各省渐知兴办女学，而无一定陶成之方针，影响所施，流弊滋大。今且勿骛高远之谈，标示育成良妻贤母主义，以挽其委琐龌龊或放任不羁之陋习。”虽然“壬子学制”与《教育方案草案》仍然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定为女子教育的重点，但在初小阶段实现了男女教育同权。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还在于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1905年，北平协和女子大学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女子高等师范章程》，肯定了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17年，北京女子师范高等部成立，1919年4月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同年，北京大学也对女学生敞开大门，招收了第一批女旁听生。继南高师和北大之后，三十余所国人自办大学开始兼收女生。这些举措最后促成了1922年新的学制——“壬戌学制”的诞生，国定学制中不再区分男女差别，中国女性终于获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女学生已经成为引领时尚风潮、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群，迈出了近代中国女性寻求解放与获得解放的第一步
清末的汪康年在《汪穰卿笔记》中记载了一条清末逸闻：“河南某观察丧偶，谋续娶，以友人作伐，聘南中一女学生，年三十八矣……闻其送妆时，以一亭置其毕业文凭，舁而过市，人有视之者，则一初等女小学堂之文凭也。”一个初等女子小学堂的毕业生，在38岁“高龄”嫁人时，竟将自己的毕业文凭作为嫁妆，可见“女学生”的身份无疑是她重要的陪嫁资本之一。
女学生群体自诞生以来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1904年，务本女学的毕业典礼竟吸引了五百余人前来观礼，在现场报道的《时报》记者深受震憾，惊呼实乃“吾国女学界未有之盛会”。1910年，常州有女校举办联合运动会，盛况更是空前：“本地团体暨男女宾到者，约达万人席次。”这大概是常州人第一次看到年轻女孩出现在体育赛场上。各类报刊上有关女学生的报道各种各样，1910年《图画日报》对“半园女学生旅行”的图文报道，直观展现了女学生的精神状态。女学生的穿着打扮更是时人热议的焦点，1909年7月《民呼日报》上刊登的题为“看看男女学生时髦装式”的漫画，金丝眼镜、高底皮鞋成为时髦女学生的标志性妆扮。
这一时期的戏曲演出也常常出现女学生的角色，作为招徕顾客、吸引消费的噱头。1914年11月中下旬，上海竞舞台编排并上演了一部爱情悲剧《自由泪》，讲述的是女学生遇人不淑，最后竟愤气欲绝的故事。“女学生”在被观看的同时，也成为被想象、被消费的对象。
时人对女学生极高的关注度，令她们成为当时报刊广告中的红人，一时间女学生似乎成了很多商品的代言人。比如生产尔藤亚文奶、红色补丸、月光丸及沈制镜面散等商品的商家，用刊登女学生“寄去”的感谢信作为宣传商品的手段，可见女学生已经成为引领时尚风潮、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群。
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女学生群体从无到有，数量迅速增长。她们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上课、郊游、开运动会，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体验，给女性提供了解放的空间与可能。毕业后，部分女学生还进入了职场，通过女校，她们建立了自己的同学网络和社会团体，“女学生”成为一种值得肯定与彰显的社会身份，而这正是近代中国女性寻求解放与获得解放的第一步。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
②杜元等编：《中国女子教育文萃》，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③雷良波、陈阳风、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
④林美玫：《妇女与差传：十九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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