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个一百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具有其内在生成逻辑及现实必然性，理解和把握这一奋斗目标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将更加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党的十九大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下简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部署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新时代条件下，准确把握“两个一百年”，厘清其内在的生成逻辑脉络及现实必然性，有助于人们形成清晰深刻的整体性认知和自觉性态度，激发全社会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两个一百年”命题的内在结构分析
十九大报告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该论断对“两个一百年”作了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精心安排，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高度统一。
从辩证法角度来看，第一个百年计划的发展成就将为第二个百年计划奠定起坚实的基础与前提；而第二个百年计划将对第一个百年计划的成果进行扬弃与升华，在继承第一个百年计划发展的积极成果基础上实现所指愿景；同时，依据十九大部署，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之年至本世纪中叶又分为两个阶段即“两个十五年”来安排，前后“两个十五年”之间又形成了一种相续跃进的辩证关系。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不管是“两个一百年”还是“两个十五年”，作为在历史实践中提出的不同阶段性目标，既有对当下具体国情的科学研判，又有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前瞻性把握，设定合理科学，前后衔接有序，不仅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深刻反思和理性认知，更深刻反映了基于实践基础上人们认知的逻辑演进和内在关联。
从价值论角度来看，不管是“两个一百年”抑或是“两个十五年”，都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出的真知灼见，它们共同致力于实现国富民强、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目标，既体现了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又体现了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的统一；既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内在动力，又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提供了最好的实践注脚。
“两个一百年”命题的生成逻辑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隐性或显性地遵从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从历史发展层面理解，近代以来，国人为改变积贫积弱旧中国面貌进行的艰辛探索，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富强、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这构成了“两个一百年”命题的历史起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如何尽快实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问题作了深度思考，他认为，要建成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整个20世纪的下半叶，这是对“两个一百年”的初步规划。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将“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作为20世纪内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使命，之后，他在十二大上又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对“两个一百年”进行了深化描绘。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把“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的百年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首次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而后十六大又将“两个一百年”写进了党章，至此，“两个一百年”科学命题成熟定型。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又对“两个一百年”进行了丰富发展，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战略，并制定了“两个十五年”的具体方案，对“两个一百年”作出了新的目标要求和系统设计。
从理论发展层面理解，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两个一百年”提供了最深沉的文化滋养，为走中国道路提供了最根本的精神支撑，它所具有的自强不息、求真务实、追求大同的民族气质和民族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步伐。其次，红色革命文化蕴含的“独立、民主、求强、求富”的理想追求，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向着国富民强的复兴之路前进提供了最直接的内在动力。再次，在反思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的民族复兴思想，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需求，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进程中的理论勇气和创新魄力，这些理论成为“两个一百年”最切实、最科学的行动指南。
“两个一百年”的现实必然性
“两个一百年”是基于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作出的一种必然性历史选择。
首先，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为“两个一百年”提供了根本动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把人民的利益需求完整地呈现出来，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两个一百年”为我们理清了发展思路、指明了发展方向、找准了发展着力点，充分体现了理想和现实的统一、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发展目的和发展手段的统一，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现实诉求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深刻认识的集中表现，更是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
其次，唯物辩证法为“两个一百年”提供了根本遵循。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因，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提供根本的方法论保障。为此，我们必须统筹好各方面因素，兼顾好各方面利益，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加强各领域的关联性、协同性，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和把握整个社会的发展要求和方向。
再次，人的全面发展为“两个一百年”提供了价值指向。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理想，每个时代不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都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尽管“两个一百年”作为现时代我们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的阶段性目标，但其价值指向却是为了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积累财富，因此，“两个一百年”既体现我们当前的共同追求，又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