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优先”和“使美国重新伟大”是特朗普竞选执政的两个口号，其当前战略调整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重振美国国际影响的国内基础。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一旦开启，不仅将蔓延至全球贸易领域，还有可能蔓延至全球投资和金融领域，其后果不堪设想。惟有开放协作、共商共享才是共处之道，才能真正实现普遍繁荣与持久和平。
【关键词】美国战略 全球治理 “美国优先” 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自2016年赢得美国大选以来，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口号，对过去达成的众多双边和多边协议大肆批判，甚至威胁撤回其承诺，包括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作为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机制的主要塑造者和冷战结束以来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美国当前的战略调整对全球经济与政治具有难以忽视的复杂影响。
美国战略调整：周期性还是趋势性
就美国战略而言，特朗普政府到目前为止的调整到底是周期性还是趋势性？对此，国内外有不同判断。有观点认为，这是美国为了避免霸权衰落而采取的自救措施，为此甚至不惜“逆全球化”。倘若如此，则不大可能让美国“重新伟大”，甚至可能加速其世界霸权的衰落。与之相对的观点认为，这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周期性回流，其目的是重新调整实力过度扩张和国内利益不平衡的问题，未来美国仍将重新趋向全球主义。
关于美国对外战略的周期性调整，学界很早就注意到。在担任尼克松总统安全顾问之前，基辛格就发现，“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似乎总是在过分卷入和退守本土之间摇摆，在对我们的力量期望过高和引以为耻之间摇摆，在乐观的精神焕发和灰心丧气之间摇摆”。纵观美国对外关系历史，确实可以发现这种程度不同的周期性现象。当然，这也可以解读为美国的自我调整和修复能力非常强。其中一个有力证明就是，历史上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多次预言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变成现实。
但世界发展是否只是简单地重复历史呢？从理论上看，答案是否定的；从世界趋势来看，美国面临的现实挑战是不容置疑的。作为近代以来大国的立国之基，工业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必然导致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独占优势或比较优势逐步下降。而长期以来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政策导致美国产业日益空心化，虽然美国在高端制造业上仍然具有优势，但其整体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中的占比都呈下降趋势，并远远低于中国、德国等制造业大国。与此同时，产业空心化还导致了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分化，由此不仅激化了左派的不满，还催生了“茶党”等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面对制造业空洞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内外挑战，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以及相应的“出口倍增计划”。继任的特朗普政府虽然摒弃了奥巴马的很多内外政策，但继承了其“再工业化”战略，并通过政治施压、经济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保护等方式，促进制造业回流。
“美国优先”和“使美国重新伟大”是特朗普竞选执政的两个口号，其当前战略调整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重振美国国际影响的国内基础。一旦完成国内经济结构和利益的再平衡，美国又将重回世界主义——只不过要以一种新的有利于美国的方式重塑国际机制。因为离开了世界的资源和市场，美国难以维持现有的发展水平，遑论“重新伟大”。
美国战略调整的全球影响：功能性还是结构性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全球治理机制主要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既体现了美国的霸权利益，也具有程度不同的公共产品性质。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贸易、气候变化和联合国一些机制等方面的一系列“退群”行为，短期内必然加剧这些机制的功能性挑战。尤其是其当前大肆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将引发更大范围的混乱，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甚至可能危及世界政治的稳定。
历史的殷鉴并不遥远。20世纪30年代空前的经济危机直接源自于各国实行的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美国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战，最后的结果不但未能增加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反而导致全球贸易的大幅下降，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根源。同样面临生产发展与世界市场萎缩之间的矛盾，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可以通过广阔的国内市场或各自控制的势力范围缓解或转移压力，但作为后起的德国和日本则难以拥有这样的空间，从而为其战争势力的崛起提供了社会条件。对此，战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指出，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国际根源在于英国已无力继续维护稳定开放的国际秩序，而有实力的美国尚未做好准备接替英国曾经的世界角色，由此导致了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大战。金德尔伯格的分析虽然为“霸权稳定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也揭示了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特殊的责任担当。
作为当今世界前两位的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40%，贸易占到世界的25%，货币占到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的52%。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一旦开启，不仅将蔓延至全球贸易领域，还有可能蔓延至全球投资和货币领域，其后果不堪设想；不仅将给双方带有巨大损失，更将给那些依赖于这两个市场的外向型经济体带来更大威胁。有鉴于此，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雅各布·佛兰克尔表示，美国应该不惜一切避免重蹈覆辙。
未来趋势：对抗还是协作
在全球相互依赖越来越深和工业化日益普及的时代，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生产和市场的矛盾。离开了全球资源和市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甚至难以维持现有的发展水平。因此，建立一种能够兼顾各方发展利益的国际机制，是近代以来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前提保障。
早在170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
基于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及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教训的认识，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而美国也从中获得了最大回报。这就不难理解，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退群”行为，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也引发了美国国内战略界的担忧。
作为一个经历了近代百年屈辱的大国，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着产业升级，这既是自身的合法权利，也是对世界的责任。以中国将来14亿人口的大国，当人均GDP达到美国目前5万美元的水平时，整体GDP将达到70万亿美元。特朗普政府从过时的霸权思维出发，将“中国制造2025”规划作为此次贸易摩擦的实际对象，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实际上，除了中国，还有德国的“工业4.0计划”、日本的“创新25战略”等。
各国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和民智的开启，使得对抗式的霸权逻辑和冷战思维越来越不合时宜。惟有开放协作、共商共享才是未来的共处之道，才能真正实现普遍繁荣与持久和平。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武汉大学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文献】
①[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第一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②[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责编/温祖俊 美编/李祥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