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政坛的动荡不仅显示出美国社会的撕裂，也反映出了美国内部隐藏的经济危机。历史上，美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两次较为明显的变化。
第一，二战后美国政府迫于冷战压力抛弃了传统自由主义政策。美国在劳资关系、社会分配、金融监管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改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成果更多地惠及中下层民众，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平稳增长、贫富差距缩小的黄金时期，改善了资本主义数百年来贫富悬殊、危机频发的恶劣形象。西方媒体称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源于凯恩斯主义，但其实这更多地是美国因为冷战的压力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则认为社会化大生产必须分配公平，否则就会导致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效率低下。美国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生产率持续较快增长，证明了效率与公平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证明当年美国依据利益相关理论进行的社会改良符合马克思生产社会化理论，促进了效率与公平的同步改善。
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全球化重视实体经济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要求开放实体经济领域的贸易、投资，但各国对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投机实行严格监管，确保了战后匮乏的外汇、物资流入实体经济，推动经济复兴。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出现了较快增长和繁荣，民众收入、职工待遇、社会福利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改善。
第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国际战略与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1974年，众多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希望西方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并建立社会福利制度。1975年，美国纽约外交关系协会调动了数百名精英智囊，紧急启动了应对发展中国家崛起愿望的研究项目，随后出台了影响此后数十年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一些美国精英认为，倘若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就会凭借人口、市场的巨大规模赢得对西方的优势，就必然会威胁到美国享有的全球经济和军事霸权。美国为了维护全球霸权，必须抛弃战后的成功政策，这样才能劝说、诱迫发展中国家效仿并推动世界经济解体。至此，美国抛弃二战后的社会改良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
但事实上，里根执政期间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逐步削弱了长期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罗斯福监管法规，使得金融野蛮人能够滥用信贷杠杆收购实体企业。美国媒体声称石油滞胀危机让战后社会改良的经验过时，因此各国才被迫抛弃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但日本的实践经验证明这种说法并不靠谱。20世纪70年代全球滞胀时期，日本恰恰是依靠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验，才赢得了国际竞争优势。
1995年至2004年期间，美国的非农业生产率出现了大幅度上升，美国普遍的解释是互联网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率增速加快。互联网技术革命虽然确实一直方兴未艾、迅速推广，但事实上，美国的生产率增速却不是平稳上升的，而是大起大落的，特别是次贷危机以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明显趋于停滞，2016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情况。1995年至2004年美国生产率增速的骤然加快，其实并非是互联网革命的原因，而是由于1999年彻底废除罗斯福金融监管法规之后，大量央行、商业银行信贷直接、间接流入金融投机领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股市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导致虚拟经济领域的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率被高估。2002年美国互联网股市泡沫破灭和纳斯达克指数崩盘，导致互联网产业和相关企业遭到沉重打击，但美国的统治精英并未吸取教训、进行金融监管改革，而是采取了刺激更大的新泡沫挽救老泡沫的办法，使得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率增速被高估，次贷危机爆发后生产率出现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率数据似乎仍然领先世界，但事实上有许多方面与现实不符。比如，美国经济学界广泛应用高深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生产率也会运用大量的数学模型，但是，倘若基础的统计数据失真，就得不到科学的结论，只能给错误结论披上科学外衣，这就是为何美国经济学家对诸多经济难题束手无策的原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责编/孙渴 美编/李祥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