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反映着当今学术界一个通病，也是世界性的通病。《文汇学人》曾刊登过一篇文章介绍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德莱茨纳的新著《思想产业》，其中关于弗格森写道：凭借《西方的衰落》走红的历史学家弗格森是德莱茨纳所谓思想产业链中的典型案例。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弗格森直率地表示自己从牛津学者转型写这类著作，“都是为了钱”。一边是学界的看法，一边是一小时7.5万美元的演讲费，换你是弗格森会如何选择？成名之后的弗格森拼命给思想变现，为电视系列剧写书、大价钱卖演说、在各种刊物写文章，疲惫中的他最终像其他思想领袖一样被抓现行：2012年他在《新闻周刊》发表的奥巴马的封面故事，错误和误导信息被一一曝光。但在这个品牌远比内容重要的思想领袖产业里，类似这样的错误并不影响思想领袖们继续赚钱。弗格森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思想产业通过真人秀、高额演说费用和可观的图书预付版税，轮番引诱学者们，他们在重压之下往往不得不稀释专业性以追逐金钱，甚至兜售虚假的思想产品。
这就是说，用文学家的故事戏说历史，要比用封尘中的史料解释历史——或者换句话说“从牛津学者转型写这类著作”，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德莱茨纳所谓的“思想产业链”——一个金钱世界流行的现象。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些“虚假的思想产品”？人们往往判断不了学术的优劣真伪，“品牌效应”和“名人效应”（尤其是“洋品牌”和“洋名人”）时常支配着人们的判断力。在中国，“追风”和“权威者云”也是学术的常见弊端。最近几十年，盲目崇拜国外的所谓学术权威和理论范式尤为值得注意。进而，也就引出了本篇文章的主题：检验学术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来检验学术、判断学术、衡量学术、评价学术？我的回答是：事实是检验学术的基本标准、也是最主要的标准。学术当然有诸多标准，比如规范与否、文字好坏、逻辑如何、论证怎样，等等；但这些只属于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不符合第一层次的基本标准。现在学术界有一个通病，就是脱离事实，凭空想象，从推理到推理，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从逻辑到逻辑。殊不知，逻辑的正确不意味着事实的正确，一旦事实不正确，一切都不正确。如此通病不仅在中国有，在外国也有，弗格森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例证；同样现象不仅在历史学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有，甚至在自然科学也会有。一段时间以来，种种学说盛行于中国，而中国学术界却很少用分析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加以检验。所谓分析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就是将各种学说放在事实中加以检验，经得起检验的才是正确的；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就应该抛弃。
对种种流行理论加以事实的检验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可能符合西方的事实，比如“后工业社会”，因为西方国家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但这种理论对中国不合适，因为中国仍处在工业化过程中。有一些尚未得到事实的检验或者与现实情况不符，在现阶段仍只是理论假设，比如“欧盟超越民族国家”论，它与近几年欧盟的走向并不相符。有一些是纯粹理想主义的，在现实中行不通，甚至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比如“多元文化主义”，虽说其理念很好，付诸实践就行不通。还有一些则完全是欺人之谈，为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冷战思维模式，比如“人权高于主权”“民族国家过时论”，以及近几年突然盛行的“帝国研究”热。
以事实作为检验学术的标准，我们的学术就能做到不盲从、不跟风；中国学术界才能做出自己的研究，做出“原创作品”。中国学术界应达成共识：学术研究来源于事实、植根于事实、服务于事实，最终又接受事实的检验。判断一项学术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它依据了多少书本，而在于它依据了多少事实；衡量一项学术成果的水平，不在于它引用了多少文章，而在于它是否符合事实。真正伟大的学术成果都是在事实的启示下深刻认识了事实、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过程中出现的。以西方经济学为例：亚当·斯密提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解决重商主义造成的经济问题；凯恩斯批评亚当·斯密，是因为自由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失衡；而当凯恩斯主义面对庞大的公共开支和停滞的经济指标一筹莫展时，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又应运而生。这些理论之所以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们在各自的时代符合那个时代的事实、并能够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而一旦出现新的事实需要新的解释时，新的理论就取而代之。离开事实，既无所谓理论、更无所谓创新。正因如此，中国学术应该将各种理论放在中国现实的语境下加以考察，才能够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16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