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重大差别——
地缘政治是一个外来词汇，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地缘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多用“形胜”“方舆”等，现代中国则多用“历史地理”或“地理政治”等来表述“地缘政治”的内容。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地缘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得到极大推进。在中国曾问吾、史念海、谭其骧等在其中都有大贡献；西方同期的麦金德、马汉、凯南、布热津斯基等的研究也对学界产生巨大的冲击。前者是为了中国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后者是为了英美国家拓展“生存空间”、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私利的需要。19世纪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倡导者们就认为，地缘政治是一种科学方法，是一种以编排地理资料去开发地理空间的思想。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底线和动力。由此而言，地缘政治的本质并不是地理与地理的关系，而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吃饭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就是资源问题。由此而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而资源则是地缘政治的核心。简而言之，没有资源就没有地缘政治。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界资源密集区便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天然中心。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这使得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并为控制这一区域进行决战。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笔者发现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地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以麦金德为先驱的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还破天荒地为人们提供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地缘政治的全球框架，他们的理论缺点是其优点的过度运用。他们在纸稿上尽情挥洒他们天才般想象的同时，又得鱼忘筌，聚焦了地缘却忽略了政治，结果写出的只是一部部优秀的“地理手册”而不是“地缘政治”。他们笔下的“形胜”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宛如一串动人的“塞壬的歌声”，诱使着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
卡尔·豪斯霍弗尔说：“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可惜的是，豪斯霍弗尔本人的理论就过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学者杰弗里·帕克评价说，正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国的众神之日”。如将这个评价用于西方许多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也是合适的。1908年，英国寇松勋爵在他的《边疆线》一书中就疯狂主张：“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疆界，都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结果，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的学说一样，寇松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了让英国为扩张利益无节制地四处“拼命”的学问。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
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毛泽东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拼国家命运的决战则根本不干”的原则。由于中国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豪斯霍弗尔，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四处“拼命”的研究，结果他们的国家却倒在这些学者的眼前。
政治家是实践地缘政治学的主体，能够吸取和运用学者研究成果，充分认识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特点，较好地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匹配及其矛盾转化关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的认识会使国家培养元气，行稳致远，而这样的学识恰恰是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政治学者力所不及的。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