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老厂房、旧式建筑的空间功能改造和文化产业利用为基本策略，我国文化产业快速扩张发展，但在扩张到一定规模、赢得了一定市场之后，各地的文化产业园区不约而同遭遇到“商业化魔咒”。在文化产业园区的治理和转型发展中，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城市更新的理念，提升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质量，促进文化产业园区治理与城市更新融合发展，把城市真正建设成“有意义、有价值、有梦想”的文明生活空间。
【关键词】文化产业园区 新型城镇化 城市更新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据2018年3月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过去五年我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长超过13%，约是同期GDP增速的两倍，初步实现了《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其中，拥有相对独立空间、服务管理平台、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文化产业园区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也要看到，在文化产业园区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文化产品的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矛盾、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不平衡与“文化产品去库存”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结合新型城镇化从城市建设转向城市更新的大趋势，加快促进文化产业园区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于落实十九大报告中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解决人民群众丰富文化需求和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商业化魔咒”是我国文化产业园区治理的主要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老厂房、旧式建筑的空间功能改造和文化产业利用为基本策略，我国文化产业快速扩张发展，涌现出包括北京798艺术区、上海田子坊、成都东郊记忆、广州红砖厂艺术生活区等多个成功案例，它们集聚了众多的艺术家、创意设计人才及文化企业，引领文化产业走出了零散和自发的初级阶段，进入到集群化、集团化、品牌化和平台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些园区依托高密度的城市空间和丰富多样的文化需求，成为推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主要力量。
但在扩张到一定规模、赢得了一定市场之后，各地的文化产业园区不约而同遭遇到“商业化魔咒”。如同俗话说“人一阔脸就变”，原本破旧不堪、百无一用的老建筑和旧厂房，在经过文化艺术家的妙手改造和文化产业植入得以新生和复活后，迎面而来的却是“艺术家被商人挤走”和“文化产业被边缘化”的尴尬。以上海的田子坊为例，那些本来破旧不堪、要被一拆了之的旧街道厂房，正是由于陈逸飞等艺术家入住开设各种艺术工作室，才以较低的成本很快激活了沉睡的人文艺术资源和传统，成为上海著名的艺术文化地标之一。但随着田子坊的名声鹊起，带给艺术家和文化产业企业的却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不堪承受的高房租和令人窒息的“铜臭气”，对此不堪忍受的艺术家只能纷纷退出和逃离，田子坊也很快异化为上海另一个“城隍庙”。值得关注的是，田子坊的遭遇在上海和国内都非孤例，说明“商业化魔咒”已成为影响文化产业园区成长、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一直以来人们对此很不理解，多以“忘恩负义”等道德评价来解释，同时也会把摆脱“魔咒”的希望寄托于各种行政手段，如出台文化产业园区管理办法、提供各种扶持性的补贴、资助等。国家和多数省市的文化产业园区评审和认定，也都把文化企业的占地面积、生产性质、从业人数等作为硬性指标。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能起到延缓作用，一遇到经济不景气、就业压力增大、房屋空置率偏高等现实问题时，很多政策也往往流于一纸空文。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产业园区的“商业化”，背离了社会效益居于首位的初衷，破坏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良性生态关系，无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有效应对和治理文化产业园区的扭曲和异化，必须要找到真正的原因。
正确认识和把握城市化进程与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内在关系
以往我们在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就文化产业论文化产业”，对与文化产业发展十分密切的城市空间、经济、人口、社会、政策、规划、需要等要素缺乏研究和关注。而实际上，不仅文化产业是典型的城市产业，文化产业园区也是典型的都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就此而言，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不仅深受所在城市的影响，也在整体上受制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普遍规律和需要。
首先，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发生和发展，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的“去工业化”密切相关。文化产业园区在中国的兴起，表面上看是照搬了西方和台湾地区做法，这是大家经常引用德国的鲁尔区和台湾人登琨艳改造苏州河边老货仓的主要原因。但从深层次看，却是和中国融入世界都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去工业化”。现代工厂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空间形式，但随着后工业时代和消费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工业城市普遍陷入发展的衰落期。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工业用地与厂房占据了在都市化进程中急剧升值的都市中心空间，这不仅直接影响了更多人口向大都市、城市中心的迁移，同时新兴的后现代工业在发展中遭遇到空间资源的严重紧缺。二是传统工业产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已远不能与以现代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为核心的都市新经济生产相提并论，占据空间资源的巨大与实际产值的低下，是现代工业必须为后工业社会腾出地盘的根源。举例言之，从1993年到2000年，上海中心城区工厂房屋建筑面积占各类建筑面积的比重从25%下降到15.4%。而首钢之所以要从北京迁至河北曹妃甸也是如此。这些工业空间在被腾空之后，基本上都成为文化产业的大本营。
其次，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在发展中遭遇的“商业化魔咒”，是改革开放前30多年中国经济型城镇化模式的必然表现。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城市走的是一条经济型城市化发展道路，这是一种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经济型城市化最大的“得”，是目前我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不仅顺利抵抗住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极大地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城市竞争力。而最大的“失”则是和所有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阶段的国家一样，一方面，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广泛运用恶性损耗和污染了大自然，使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已逼近“红线”；另一方面，现代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严重冲击和破坏了传统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心理危机方面的矛盾愈演愈烈。在“GDP挂帅”的大背景下，不仅很多历史文化街区、传统老街坊、老建筑都因为改造起来太麻烦而被夷为平地，各类新兴的文化产业园区也未能幸免，它们在定位、模式与发展目标上均被经济和商业所主导，不同程度地背离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导致经济扭曲文化、商业异化艺术等现象泛滥，并最终陷入了“商业化魔咒”的根源。
由此可知，我们不能把文化产业园区的“商业化”简单归结为市场的逐利行为或政府的治理无力，而是由我国城市化在其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也可以说，在以经济型城市化为主导的旧城镇化中，历史还没有提供解除这个魔咒的条件和钥匙。但今天的局面已有了巨大改观，自2004年我国以“宜居城市”理念淡化“经济中心”开始，特别是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以及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深厚、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为彻底解决文化产业园区的扭曲和异化提供了可能。
在新时代和新征程中，一是要充分认识文化产业园区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更多地从人文城市发展的整体角度做好文化产业园区的定位，二是要自觉地把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开展我国文化产业园区治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开拓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新空间
促进文化产业园区治理与城市更新融合发展，可以提升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质量，有利于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的活化和传承，也有利于促进我国从经济型城市化向文化型城市化的转型发展，把城市真正建设成“有意义、有价值、有梦想”的文明生活空间。
从文化产业园区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角度看，在当下与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以“城市双修”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更新”。
在现阶段，作为治理“城市病”、保障改善民生、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城市转型发展和提高城镇化建设质量的综合性手段的“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城市双修”）正在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流。自2015年6月以来，为贯彻党中央的相关决策部署，住建部分三批次、将北京等58个城市列为“城市双修”试点城市。这不仅意味着以大规模的圈地建房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为基本特征的旧城镇化走向终结，也很好地契合了很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建设用地“零增长”的规划要求，未来的城市建设将主要是在一些局部和“点”上的更新和改造。与此同时，过去那种动辄占地多少平方公里、投资以百亿千亿计的文化产业园区也一同成为历史，这是必须要了解和主动配合的时代趋势。
适应“城市更新”的规律和需要，文化产业园区也需要转变观念和发展模式。一是在文化产业园区的治理和转型发展中，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城市更新的理念，同时也可以把一些园区的升级改造纳入到城市更新的范围内，竭力避免因为摊子铺得太大、投资和举债规模过大而重蹈“只有经济，没有文化”的覆辙。二是在必要的投资建设和新项目开发中，要积极利用“城市双修”给文化产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或者是因为旧城改造，或者是由于拆除违章搭建，很多城市在更新中都腾出不少的新空间，它们的特点是“小而多”和居民比较集中，不可能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而最适合发展文化产业，特别是小微文化产业。由此可知，新型城镇化在总体上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
当下不少城市挥斥巨资规划和兴建各种“文化产业园区”，实际上都有悖于文化产业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因此借鉴城市更新的思维和利用城市更新的空间，有利于回归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以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为主体基础，文化产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形式或审美外观的再生产，其要义在于尽可能地减少对已成为人类文化符号的自然、历史、古建筑和生活方式的破坏和涂改，同时又能够运用个体天才的想象力、独特的创意和先进的设计手段，使对象完成自身“化腐朽为神奇”“从遗忘和遮蔽中走向澄明和在场”的“化蝶”之旅。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首批建设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暨上海高校智库内涵建设计划项目“加快发展大都市圈的战略与政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刘士林：《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文化转型》，《学术月刊》，2014年第7期。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