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个国际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现实启示
历史地看,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递嬗可以作这样的表述:第一国际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1852年解散之后、第二国际1889年成立之前两者之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桥梁和引擎;第二国际是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之后、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之前两者之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桥梁和引擎。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国际性共产主义政党;第一国际是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群众组织;第二国际是各国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三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组织,各国共产党则是它的一个支部。不同时期出现的工人阶级国际联合的这些不同组织形式及其动因,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总结的。
马克思、恩格斯既提出过“历史决定论”,也提出过“历史合力论”。恩格斯曾借用力学平行四边形法则的原理和合力概念来比喻和描述社会历史运动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内在的动力机制。他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由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和意志最后融合成为一个总的合力所产生的结果,从而既说明了历史发展是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又充分肯定了个人意志在历史合力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受到三大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制约、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状况的制约、国际政治关系的制约等。这三大基本因素,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和力量共同制约着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由于它们都不是常数,而是一种变量,所以,与它们成函数关系的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势也就不断地发生变化,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而使这三种因素形成合力的黏合剂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以及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推动。具体考察、分析三种因素的运动状况和发展趋势,是研究、判断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进程、基本态势和未来走势的依据和钥匙。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已成为历史,这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检视。今天,我们须着重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及未来、世界与中国相结合的维度,集中思考以下三个重要问题,这也是我们从三个国际的历史发展、历史贡献中得到的现实启示。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之间的关系问题,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成为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战略性组织。
这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无产阶级在追求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是否需要建立自己的政党?二是无产阶级政党是策略性组织还是战略性组织?三是无产阶级内部可以存在多个政党吗?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287列宁把这一论点称为“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30]463而在不同的时代,群众则是有着不同阶级内容和历史内容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5]273马克思还指出,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8]108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宣称自己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谋求无产阶级的解放、进而谋求人的解放即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及其国际联合的存在,是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区别于其他所有社会运动的主要标志。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4]578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曾两次解散亲自创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和国际性工人运动组织,1852年解散了共产主义者同盟,1876年解散了第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5]281列宁进一步认为,20世纪的世界革命不再是“单一的行动”,而是“比较激烈的爆发和比较沉寂的平静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过程”,[31]453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再是一种随着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高潮或低潮而出现或消失的间歇性形式,而应是长期存在的战略组织。因此,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并没有随之而停止活动或解散,有的党成为执政党甚至长期执政的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问题在于,有的共产党并没有认识到共产党作为战略性组织存在的极端重要的意义,并围绕党的建设不断采取战略性举措,从而最终导致共产党的解散或更旗易帜、改名换姓,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的苏联、东欧诸国共产党。
政党是阶级的政治组织,三个国际时期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曾出现数个政党的情况;在不同时期,多个政党对同一阶级的利益、对无产阶级的解放路径作出不同的、甚至完全不同的阐释和选择,应该是符合政党政治运动规律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44列宁也认为:“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21]337绝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21]104这对于认识和评价历史上的社会民主党以及今天活跃于各国政治生活中的当代社会民主党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世界工人运动的视角来看,相对于共产党而言,社会民主党是右翼力量;从世界政党政治的视角来看,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而言,社会民主党是左翼力量。至于社会民主党内部,同样也存在着左、中、右三派之分和东、西、南、北四方之别。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共产党人的同志,但也不应是敌人,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国际问题上,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成为共产党人的朋友和伙伴。对于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政党,也应作如是观。
第二,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之间的关系问题,用科学社会主义引领非科学社会主义。
这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要义、科学性和历史作用;二是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性和局限性;三是如何用科学社会主义引领非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广义上指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狭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科学,又称科学共产主义。人们通常讲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指后者。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极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实行计划经济,消除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将逐步自行消亡,变成一个自由人联合体。
事实上,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一词才开始由先进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从正面、褒义上使用,并逐步广为传播、普及。在19世纪60-70年代,俄国无政府主义派巴枯宁从贬义、反面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来攻击马克思;法国也有自命为“马克思派”的人从褒义、正面使用“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些人时常误解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常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695马克思、恩格斯都只是把自己的科学理论称为“新世界观”“实践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到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一词开始流行时,恩格斯也只用过“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和经济学说”。到1885年以后,恩格斯才偶尔用“马克思主义”一词。我们现在常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则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两个主义之间加上一个连字符的组合词。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决议要求各国支部宣传“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中译文把这两个主义的组合词简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或“马列主义”。
一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空想主义而言的。1876-1878年,恩格斯撰写了《反杜林论》这部“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巨著,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进一步扩大影响,特别是用科学社会主义教育和影响其他国家的工人群众,1880年恩格斯把《反杜林论》中的阐述科学社会主义产生过程和基本原理的三章抽取出来,改写成一部独立的通俗性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32]740这部著作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32]689在被译成其他文版时,这部著作的名称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等。鉴于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列宁曾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33]251邓小平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34]137
其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在西欧已有300多年的演变历史。“社会主义”一词源于古拉丁文socialis,意为“同伴”“善于社交”等。“共产主义”一词也源于古拉丁文communis,意为公共、公有。近代英文、法文“共产主义”一词(communism,communisme),到19世纪20-30年代才在书刊和工人中广为流传。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世纪40-50年代,他们强调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科学,因为这时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19世纪60-80年代,由于广大工人大都认同社会主义,他们就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甚至自称“科学社会主义”;到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已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比社会主义更为久远的愿景。总之,马克思主义以崭新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深刻地阐明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洞察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矛盾、预见了未来世界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最伟大革命和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创新硕果,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可见,作为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非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指空想社会主义,但又不仅仅指空想社会主义。
恩格斯曾把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类: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即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假惺惺地同情无产者的苦难;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们既要保持现今的社会,又要消除它的弊病;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把过渡的措施当作消除现今社会弊病的措施。[5]244-245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当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进行了批判。这些学说和流派主要有三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这就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界限。《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后来,恩格斯又指出,19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有三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5]460-462恩格斯晚年还指出,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在英国重新出现了: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6]431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广泛、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社会思潮异常活跃。《人民论坛》杂志2015年初刊载文章,列举了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民粹主义、普世价值论、生态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主义、新儒家、宪政思潮等2014年度十大中外社会思潮。[35]今天,这些思潮依然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呈现于世。这表明,我国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因此,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不会终止,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将会长期存在,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将会长期进行。历史的经验表明,用科学社会主义引领非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历史地考察,非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与条件,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萌芽状态和初期发展阶段的西欧发达国家;其二,一个世纪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前一种情况已经成为历史,后一种情况尤为值得关注和研究。它们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反映,试图谋求比资本主义更理想的社会形态。因此,对非科学社会主义不能一概拒斥,而应区别对待。非科学社会主义虽然不科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问题,但是能够提出问题也是值得肯定的。其他社会主义也有可借鉴的成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非科学社会主义可以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争取、联合的对象,可以作为自己的同盟者。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先例,比如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占主导地位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放弃对非科学社会主义、对世界工人运动其他流派的工作,包括批判和斗争、教育和引导、争取和联合。这样,对待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应克服“非此即彼”“非真即假”的惯性思维和简单化态度。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在考察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界限。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他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1926年,郭沫若曾发表《马克思进文庙》一文,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异同。辩证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双重意蕴: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中国特色;中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持守社会主义的本质。为此,就必须解决三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即中国社会主义同其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环境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同世界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性、过程性、阶段性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上述三重矛盾的突围与突破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36]并具有五大特色即时代特色、民族特色、理论特色、实践特色和人民特色。[37]由此,就廓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以及目标指向。
第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共产党之间、共产党与其他类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甚至与非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双边或多边联系和协调机制,由各国的“点”到多国的“线”再到全球的“面”,以建设性的方式把追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漫漫长路变成通途与坦途。
这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共产党与其他类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共产党与非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赞同共产国际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④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38]问题在于,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是否需要国际联合,是否有可能进行国际联合呢?
当今时代是政党政治时代。全世界大约有5000个政党,不允许政党存在的国家大约有二三十个。无论执政还是在野,政党在各社会政治生活中都起着一定的作用甚至举足轻重的作用。共产党与各种类型的政党以什么样的原则和形式进行联系、交往与合作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主张建立“联合形式”的国际组织?现在应如何体现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其原因主要在于:方针和原则易定,形式和途径难寻,效果和影响更难于评估。
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际联合是必要的、重要的,但是应采取多种形式。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只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列宁指出,各国共产党人在解决本国革命任务时,“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运用于本国的具体条件。[22]256-257列宁也曾批评在共产国际最初几年里俄国党扮演了指挥党的问题,告诫大家要防止这种倾向的发展。共产国际过于强调国际联合与统一,而忽视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它过于强调共同规律,而忽视各国国情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状况。共产国际解散之后,苏联共产党以及1947-1956年间存在的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共产国际的错误做法,在处理党际关系问题上留下了诸多教训。苏联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总数大约130个,党员总数大约1000万人。在总结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并不断调整着其涵盖的具体主体。⑤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再次强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39]他还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把路走对了走稳了,同时也不能左脚穿着右脚的鞋,否则就会错打错处来。
对其他国家和无产阶级及人民的援助和帮助,是道义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抑或是二者相结合的,需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今天,阶级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相互交织,但二者既有一致性又有区别性。因此,必须调适二者之间的关系,即无产阶级阶级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和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把中国的事情做好,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最大的国际主义。
在同包括西方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其他不同类型政党的联系和交往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奉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方针,其要义在于,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阻碍合作;合作是客观的需要,但不能泯灭差异。就无产阶级利益的全局和大局而言,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实行大左翼不拘形式的联合是可取、可行的一种现实选择。2014年3月29日,习近平在会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关系,增进相互了解。有了了解,才能理解;有了理解,才能合作。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21世纪应是社会主义模式创新、多态纷呈甚至百态纷呈的新世纪。[40]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经验教训以及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来看,需要回答的最现实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有没有世界性?是否需要建立世界性组织、实现国际联合,是否需要一个中心?到底应建立什么样的世界性组织,或者说实现什么样的国际联合?归根结底,是要回答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问题。
我们的回答是: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32]358与20世纪相比,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来源日益多样化,社会主义呈现的形态也日益多样化,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等。同时,社会主义实践形式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民族或地域特点。但是,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应该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用历史的、哲学的、全球的眼光看社会主义运动与理论,[41]才能在关顾各国现实利益的基础之上推进无产阶级和全人类逐步获得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同时,又摈弃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强调“统一性”“共同规律”“国际联合”,并以“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一个中心、一个阶段”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基于此,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双边或多边联系和协调机制,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相互借鉴,由各国的“点”到多国的“线”再到全球的“面”,以建设性的方式把追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漫漫长路变成通途与坦途。这应是一种现实而明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