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1892年,恩格斯把历史上的国际工人协会称为“第一国际”。参见高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第512页。
②1869-1904年间,全世界共有29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但没有一个党采用“共产党”的名称。同19世纪4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们一般都在纲领中提出了改造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张,注意了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在运动的实践中积极地组织工会,开展议会斗争与其他各种合法斗争,推动了工人阶级在组织上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这些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还很不成熟,在纲领中缺乏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目标,充满着改良主义的词句,多数党还程度不同地存在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组织上也不够严密和统一,群众基础也比较薄弱。恩格斯曾指出,在1871-1875年间,“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89-490页)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实际变化和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约定俗成、普遍使用的概念。1894年,恩格斯论述了对“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看法,他说:“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是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5页)同时,恩格斯还阐述了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仍不适宜使用“共产主义”来称呼当时的运动。他指出:“‘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达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3页)
③《洪水》第1卷第7期,1926年1月1日。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61-168页。
④列宁说:“全世界已经分成被压迫民族和统治民族。被压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的70%。凡尔赛和约又使被压迫民族增加了1亿或15000万人口。”《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1920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⑤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页)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们党同其他国家政党联系范围进一步扩大。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不再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作为发展政党关系的前提,同时扩充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具体表述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57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我们将继续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页)至此,我们党在对外交往中,不再区分“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而平等地表述为“各国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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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1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