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时期，在西学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在走向世界。随着大批英美传教士来华，汉语学习成为一项备受重视的工作，各种字典也应运而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他们创办了一系列外文刊物，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传播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体现在对儒家典籍的翻译上。他们在学习汉语、翻译中国典籍的过程中开始改变态度，对中国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关键词】晚清时期 东学西渐 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十九世纪，来华人士通过编纂汉英字典，提升了人们对汉语的认知
十九世纪，随着大批英美传教士来华，汉语学习成为一项备受重视的工作，各种字典应运而生。其中，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马礼逊是英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他的字典是六卷的大部头著作（4开本），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汉英字典，按照汉字部首排列，三卷；第二部分也是汉英字典，但按照汉字的罗马拼音排列，两卷；第三部分是英汉字典，一卷。这六卷巨制（共计5000页左右）花费了马礼逊长达八年的时间（1815—1823）才宣告完成，是他一生最为重要的成就。
《康熙字典》是马礼逊编写第一部分的基础，这一部分（中文名称为《字典》）所收汉字的数量和排列顺序几乎完全根据《康熙字典》。但在解释字义方面，《康熙字典》只是参考文献之一，这一部分的字词释义总体来说比较详尽，特别是最早出版的第一卷尤其如此。某些马礼逊认为比较重要的字，如“学”“官”等，不仅给出词语例释，还将相关的知识，如各级学校、科举考试、古今官职、政府管理等，也都介绍给读者，使字典带有了百科全书的色彩。二十多年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其著作《中国总论》中对马礼逊的这部重要大型工具书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它大大提升了人们对于汉语的知识，对于传教工作的帮助则更要大上数倍。第二部分（《五车韵府》）今天仍然是最好的汉英字典，如果当初作者对这一部分多用一些力气，而不去做第一部分，那么就会使它更便于使用，也更便宜，作者的计划过于庞大，超出了一个人的能力范围，这也导致了许多内容的重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马礼逊以一人之力在传教工作之余完成这样大规模的著作，是非常不容易的。
卫三畏是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通”，在广州、澳门、北京生活工作四十余年。1849年，当卫三畏开始动手编写《英华分韵撮要》时，他只是想为汉语初学者提供一本汉英词汇手册。但随着工作的进展，他逐渐意识到，编写一本完整的字典或许更有价值。于是他找来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汉外字典，希望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当时通行的汉英字典中收字最多的是马礼逊《华英字典》的第一部分以及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的《汉英字典》，均在四万字以上。由于有这两部字典的存在，卫三畏觉得没有必要再编写同样部头的大字典，因为这样的字典虽然洋洋大观，但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说却不太方便。另外，他也认识到，作为上述两部字典基础的《康熙字典》收字固然全面，但“44400字中有15000左右是异体字和已经废弃的字，而在剩余的30000字当中，有足足2/3是地名、人名，都是一些在阅读中难得一见的字”。所以他决定删繁就简，“这样就可以把一本汉语字典的关键部分压缩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使它尽可能既实用又便于随身携带，让使用者在学习常用字时感到方便”。这是卫三畏的编写目的之一，也是为什么这部字典的汉语名字突出“撮要”两个字的原因。
1874年，他在增补修订《英华分韵撮要》的基础上出版了《汉英韵府》，代表了19世纪后期字典编纂的最高水平。《汉英韵府》注音以北京官话作为标准，同时也提供了每个字在广州话、厦门话和上海话中的发音，并且第一次采用了统一的注音方式，具有整合以前多种方言字典的功能。此外，在收字方面，《汉英韵府》也达到了以前几部大字典的规模（共12527个字），种种迹象表明，《汉英韵府》在原先《撮要》简便实用的基础上走向了全面和综合。卫三畏开始编写《汉英韵府》时已经年过半百，而完成时则已是花甲之年。如果没有毅力和恒心，这一工作是难以完成的。
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来华人士亦创办外文刊物，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早的一份英文月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由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在广州创办。从1832年5月出版第一期，到1851年12月停刊为止，共20卷，232期。《中国丛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向西方读者详细介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是西方早期最重要的汉学刊物。
在裨治文来华之前，尽管美国商人和外交官们写过一些零星的关于中国的文字，但由于不懂汉语，且来去匆匆，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是相当肤浅和片面的。在美国传教会给裨治文的指示中，将学汉语、传福音等四项工作作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此外也提出一点希望：“在你的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向我们报告这个民族的性格、习俗、礼仪。”显然，当时美国国内的人士对于这些方面的情况是了解很少的。
裨治文来华后，更加深切地感觉到西方人关于中国知识的贫乏，中西之间的交流基本上还停留在物质层面，思想道德层面的交流更是少之又少，这样的状况不仅让他感到吃惊，更使他感到遗憾。虽然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写过不少关于中国的报道和文章，但在裨治文看来，这些资料不仅鱼龙混杂，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且毕竟是很多年前的信息了，参考价值并不是很大。他希望对中国进行更为全面的报道和研究，提供更新的、不带任何偏见的信息。于是他萌生了创办一份英文刊物的想法，并很快将其落实为行动。
裨治文是《中国丛报》的创办人，也是主笔，特别是在创办初期作者队伍比较小的情况下，他的文章尤其密集。他早期的一些重要文章，如《广州、澳门的气候》《中国开封的犹太人》《中国的印刷以及汉语学习》《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文治武功》，等等，从不同角度为西方读者提供了各种有关中国的信息。裨治文后来虽然没有写出一部像《中国人》（The Chinese，1836）或《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48）那样全面系统的大部头著作，但他在《中国丛报》上的300多篇文章已经涉及到中国的方方面面，它们汇总起来就是一本关于中国的小百科全书。因此，裨治文被称为美国第一位汉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来华人士传播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体现在对儒家典籍的翻译上
虽然晚清很多传教士都曾经做过儒家典籍的翻译工作，但就影响来说，无人可以和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相比。
理雅各于1848年开始着手翻译《中国经典》，1861年出版了第一卷，其中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同年，《孟子》译本作为第二卷问世；1865年，包括《书经》和《竹书纪年》的第三卷分为两册出版；1871年，《诗经》译本作为第四卷面世；1872年，包括《春秋》和《左传》的第五卷分两册出版。1876年，理雅各因其出色的译介获首届国际汉学最高奖——儒莲奖。直到今天，他的译本仍被奉为经典。
理雅各认为，经典的权威性决定了译介必须以忠实为首要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译文的文雅和英文的表达习惯，理雅各期望的是能将译文的准确性和风格的可接受性结合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广泛参考并比较了中国古代各家对于经典的注疏，同时也把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外文译本都放在自己的案头。
这里以“大学”的翻译为例。马礼逊承袭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的译法，将“大学”译成“the great science”。与拉丁文“sciendi”相似，英文“science”有“知识、学问”的宽泛意义，但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后，“science”多用以表示自然科学。“the great science”的翻译容易使读者将《大学》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根据朱熹的解释，将“大学”译为“learning proper for men”，这是用“learning”翻译“学”最早的例子。英国传教士柯大卫（David Collie）同样遵从朱熹，认为“大学”指的是相对于童蒙之学的成人之学（the learning proper for men, in opposition to that of children），并沿用马士曼的译法，直译“大学”为“superior learning”。理雅各则采纳汉儒郑玄、唐儒孔颖达的解释，认为《大学》为记博学、为政之书，体现了“至道”（the highest principles），而非朱熹所谓的“大人之学”，但考虑到宋代以来朱熹学说的正统地位，于是直译“大学”为“the great learning”。这一博采众家、调和诸说的翻译一经问世，就被普遍接受，成为至今还在使用的标准术语。
在学习汉语、翻译中国典籍的过程中，来华人士对中国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传教士来华的初衷是传播基督教，但是在学习汉语、翻译中国典籍的过程中，他们开始改变态度，对中国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理雅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作为传教士在香港工作了三十多年，但几乎没有皈依一个中国人，对此他不仅不感到惭愧，反而很骄傲。
卫三畏是另外一个典型，1833年他刚来中国时，把中国看作一个野蛮的异教国家，但十多年后他却写出了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巨著——《中国总论》。在这部近千页的大书中，他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成就进行了大量真实的叙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核心的孔子学说，卫三畏这样写道：“孔子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对尊长的服从，以及温和正直地和同辈人交往。他的哲学要求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从一个看不见的神灵那里寻找约束力，而君主也只需要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服从一个更高的裁判。从子女对父母的责任、荣誉和服从出发，孔子进而向人们灌输妻子对丈夫、臣民对君主、大臣对国王的责任，以及其他社会责任。孔子认为，政治的清白必须建立在个人正直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所有进步的开始都蕴藏在‘认识你自己’之中。无庸置疑，他的许多思想是值得赞扬的。就是与希腊和罗马圣人的学说相比，他的作品也毫不逊色，并在两个方面大大超出：一是其哲学被广泛应用于他所生活的社会，二是其哲学突出的实用性质。”这段论述十分准确，也很精辟，抓住了以“礼”和“仁”为核心的孔子思想的精髓。确实，与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相比，孔子学说的“实践理性”色彩十分明显，其最大特点，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总结的那样，“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它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
不仅如此，卫三畏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孔子学说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在其他民族文化中是很难找到的。卫三畏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中国伟大的立言者对其同胞的良好影响要远远超过西方的圣人们，如柏拉图、塞内加、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仍是这样。……对全民进行教育的重要性在孔子之前就得到承认，并且得到很好的实行，而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还没有这样的制度。……《礼记》中写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就我所知，这比同时代的犹太人、波斯人、叙里亚人都要优越得多。”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从汉武帝元朔年间中国建立最早的学校算起，中国的教育至少有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而在这两千年中，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经典一直是古代中国教育的最重要内容。出于同样的原因，经学也一直是古代中国学术的中心，对此，卫三畏在书中也有所论述。此外，《中国总论》还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都进行了详细和客观的描述，这里不一一列举。
晚清是中国国力日趋衰落、国家形象日益恶化的时代，但这并没有让中国文化失去应有的魅力。今天，在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新时代，中国文化应该散发出更大的魅力，在探索和思考中国文化如何更快、更好地“走出去”的问题上，一百多年前传教士在“东学西渐”上所做的各项工作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London: Wiley and Putnam, 1848.
②[美]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汉英韵府》，上海：沪邑美华书院，1874年。
③[英]理雅各（James Legge）：《中国经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④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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