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进入新时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基本矛盾。在这一矛盾运动的过程中,不同历史发展的形态和时代具有相应的历史发展的生产力基础,生产力基础决定并规定相应的生产关系及其变革;在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并推动一定社会上层建筑的演变。根据这种历史演变的特征,可以对人类文明历史时代形态演变过程作出历史性的划分。根据这种时代观和方法论,无论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形态的划分,还是在基本形态下的不同时代阶段性的划分,均首先要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变化出发,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特征出发,进而认识一定社会历史形态和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把握历史时代的基本特征和中心问题,而后才能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及制定自己的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是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和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作出了新的科学阐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判断建立在深刻准确剖析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客观条件发生的变化,特别是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日益清晰体现出来的各方面历史变化的基础上。这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是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途径的创造性拓展。这种深刻的历史变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使命和基本命题发生了新的改变,新时代成为决胜全面小康进而实现现代化的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这种深刻的历史变化的集中体现,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新的历史性要求,相应的需要制定一系列新方略。
这种深刻的历史性变化首先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关系深刻变革带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一是经济总量达到新规模。到2016年我国GDP总量达到80万亿元,改革开放38年来年均增长9.6%。在开创了新的持续高速增长纪录的同时,使我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从改革开放初期占全球GDP比重1.8%提高到14%。自2010年起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不断缩小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的差距,并且党的十八大以来,由2012年相当于美国53%上升为60%以上。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概括的,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二是人均GDP水平达到新阶段。从1978年人均156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8260美元左右,虽然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302.4美元),更是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1045.7美元),但已高于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8209.6美元),在世界银行统计的按人均GDP水平排序中,由改革开放初期196个国家排在180位之后,上升至2016年在216个国家中列第93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贫困阶段,先是克服了贫困,然后跨越温饱进入上中等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
三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自1978年70%以上降至2015年的28.3%,产值占比由28%以上降至9%以下;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49%稳定上升,自2012年以来开始出现持续下降趋势,2015年为40.9%,就业比重由1978年的17.4%上升至现阶段的30%左右,制造业附加值总规模已占世界30.4%,是美国的1.5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23%上升至2013年的46.7%,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后更超过50%,就业比重由1978年的12.1%上升至42.4%;这种产业结构虽然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经济结构有较大差距,但也开始具有后工业化时期的产业结构特征。与之相适应,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左右,上升至2016年的56%以上(按常住人口计),虽然较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城市化加速期。
四是约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无论是就需求侧还是就供给侧均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突出特点是供给侧的比较竞争优势——要素成本低(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资源、技术进步成本)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需要培育新优势;需求侧的潜在空间广阔——长期经济短缺也根本扭转,要求发展方式必须根本转变。
五是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失衡先是以需求膨胀、经济短缺为特点,因而要求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实施适度紧缩(1978年至1998年6月);后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逐渐显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矛盾更为突出,因而要求采取以扩大内需为首要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6月后),以及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后);自2010年年底推出反危机政策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双重风险”并存,既有潜在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又有市场需求疲软导致的经济下行的威胁,使宏观政策导向难以明确,既难以全面紧缩(1978年至1998年),也难以全面刺激(1998年至2010年),要求宏观调控方式必须改变和完善,特别是协调需求与供给调控。
总之,正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由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阶段、条件、失衡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由此便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因而要求根本转变发展方式,进而要求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